口太多了，明确地提出控制中国人口数量增长。1973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同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计划会议上第一次将人口指标列入国民经济计划。
1974年2月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人口太多了”。同年他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毛泽东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从70年代初，中国政府正式大规模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后我国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对人口的看法直接影响了邓小平等人。1978年5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在回答中共是否采取措施限制人口增长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些年来一直在采取措施，节制生育。我们力求每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小一些，但总还要增长。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人多也有人多的麻烦。
1979年，中国政府意识到人口众多形成的发展压力，邓小平提出人口问题是一个战略性问题。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控制人口的总目标，并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有效地降低了妇女生育率，使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在1982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把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明确为：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1991年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计划生育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如果对人口增长不实行严格控制，不把计划生育作为我国一项长期重大战略决策来抓，我国人口素质不可能提高。
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把实
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该《决定》首次规定了“党政一把手负责制”。从1991年开始，中央和国务院每年在全国“两会”结束之后召开党政一把手人口和计划生育座谈会，而后改为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
新任领导人也遇到中国人口问题：2003年3月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谈到中国的就业问题，他说，中国的劳动力有7.4亿，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3亿。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2亿。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谈了人口的“乘除法”：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解决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明确指出“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明确指出21世纪的头10年，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时期；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同时也提出了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方面的问题。
二、为什么要“控制一代”、“调整一代”：
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20年代，我国处于“人口红利期”，人口总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进入低生育率阶段，人口结构中出生人口减少、社会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形成了既是人口转变的“黄金时期”，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国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的变化图：
我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从1980年开始一直上升，从2000年到2015年左右，我国15—64岁人口比例都处于70%左右，劳动力相当充沛，丰沛的
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之后，如果现行人口政策不变，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将大幅下降。
从老少抚养系数来看，即由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来抚养的0—1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比例，也就是中国常说的“上有老，下有小”，需要抚养的人口比例，从1980年以来一直下降，即劳动适龄人口需要抚养的老少比例下降，负担较轻；老少抚养系数在2000年—2015年间处于较低的水平，是“人口红利期”，而在2015年后老少抚养系数将显著上升。
中国特有的人口与发展的三大问题：中国的人口国情也给我们带来了严峻挑战。人口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口与发展的三大矛盾和三大问题：第一是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第二是十亿人左右的就业问题；第三是几亿人的养老问题。中国人口问题是跨世纪的难题。
从1980年以来，解决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从1996年以来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尽管它还是一项繁重任务。
进入90年代中期中国最为突出的人口与发展的矛盾演变为就业问题，我国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愈来愈大，形成若干个相互叠加、相互冲突的迅速增大的就业压力高峰，而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和实际就业需求量明显下降，加剧了就业供求矛盾。
未来中国潜在的最大挑战则是养老问题。从老龄化挑战看，中国属于世界上人口结构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比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低得多的情况下进入老年社会，其挑战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控制人口数量和防止人口结构老化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我认为，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应对人口系统挑战的一个途径。因为人力资本是国家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本优先的追赶是后发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模式，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可以解决目前经济中出现的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也是主动应对老龄化的新思路。
人口政策应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提出，在人口生育政策方面，应逐步实施“二孩晚育软着陆”。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实施“二孩晚育软着陆”，将有助于调整我国未来的人口结
构和男女比例，降低未来老少抚养系数快速上升的趋势，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短缺和劳动力优势丧失的问题。
现在看来，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算起，中国的人口问题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从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先严格控制一代人，后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中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调整生育政策，至少需要花一代人时间，并且需要精心设计，同时要由国家人口计生委支持和监督，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应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强烈震动。
三、如何认识“人多是好事”：
毛泽东同志讲“人多是好事”。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一观点？我认为，“人多是好事”是有条件的，最大的条件就是人力资本水平。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时，人多不是好事，人口越多，负担就越大；当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人多是好事，而不是包袱，例如到2020年时中国高中和大学人口占40%，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人口越多，发展能力越强，创造财富就越大。在一定条件下，人多是坏事才能转化为人多是好事，这个条件就是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人口包袱正在向发展财富方向转化，总人口数量众多已经不是发展的突出矛盾，而老龄人口比例迅速上升日益成为突出矛盾或主要矛盾。
总之，十分复杂又迅速变化的中国人口国情要求我们，第一，以辨证的眼光来观察，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还要比较有利和不利的大小；第二，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既要看到以往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成本，还要比较该政策的收益和成本的动态变化；第三，以发展的眼光来观察，既要看到目前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有要看到未来发展的不利条件，还要比较有利和不利条件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调整发展目标和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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