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信任度偏低，与对抽象层次的政治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情景式问题“您或者您的家人必须找某个政府机构解决，比如申请某种执照或税收问题等，您认为您会得到按规定应享受到的待遇么？”之中，回答会的人占34.7%，回答“不会”的人占16.7%，回答“不好说”的人占48.6%。
在对于威胁制度信任的重要因素“潜规则”的设问中，有34.1%的人认为“在我国政府机构和政治运作中，超越规章制度的“潜规则”的情况是十分普遍”，有39.8%的人认为较多，有18.5%的人选择了不好说，而选择“较少”和“极个别现象”的人只占总数的7.6%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对于运作中的微观制度安排的高度不信任，即相信在正式制度之外普遍存在着一个潜在的规定。 （三）公务人员信任
在前面的文献综述部分已经提到，结合中国国情，有学者指出中国百姓常常视国家为统一的国家，而视政府为两个体系的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若按中央、省、市、县、村五级来划分，可以将市及以下的政府看做地方政府，而省级以上的政府则可以视作中央政府，因为其已不与百姓直接接触。李连江（Li,2004）通过对中国四省农民政治信任状况的定量研究发现，中国农民能够直接面对的政府是乡镇两级政府，后者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农民对其政治信任的高低。而对于中央政府，大多数农民不知道其运作机制和政策始末(Tong Weiju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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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倾向于把中央政府看做是一个儒家式的理想政府，即能判定大是大非的道德模范，因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普遍较高。史天健的政治文化理论也支持这一论点（Shi,2001）。由此可以发现，公民对于可接触到的也即具体的政府往往持有较低的信任感，而对于无法接触到相对抽象的政府往往持有较高的信任感。 把公务员分为中央和地方公务员两个类别来进行考察，在关于官员信任的问题上，问卷从符合“人民公仆”形象、清正廉洁、工作能力强这三个方面考量受访者对国家及地方公务员的信任程度。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对于公务员这三方面的表现多数持保留或负面的态度。
将每道题选项进行赋值，“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别计为1-5分”，最终求出国家公务员及地方公务员的三题平均得分进行比较，分数越高，认可度越低，反之则越高。计算可得出，国家公务员在这三方面平均得分为2.99，地方公务员平均得分为3.38，地方公务员得分高于国家公务员，由此可见受访者对国家公务员的认可程度高于地方公务员（公仆形象：国家2.90，地方3.35。清正廉洁：国家3.19，地方3.48。工作能力强：国家2.89，地方3.30），而通过各个部分的比较可以看出，公务员是否符合人民公仆形象的问题，受访者对于中央公务员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对于地方公务员更倾向于否定；而在公务员是否清正廉洁的回答里可以看出受访者更倾向于否定，对于地方公务员的否定态度更强烈；在对于公务员工作能力的看法上，受访者是肯定了中央公务员的工作能力的，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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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务员是持否定态度。由此可见对国家公务员各方面的认可度普遍高于地方公务员。这个结果基本与前面文献综述的观点相符合。 （四）政策信任
政府的各项政策是政府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在国家的治理、经济建设、社会协调管理等方面起到直接的引导作用。在这里我们把政策分为两类：一是宏观层次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国家安全政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政策；二是微观层次的政策，包括分别应对通胀较大、房价上涨过快、缩小收入差距、解决就业问题、提供社会保障的政策。其中，宏观层次的政策比较抽象，反映了国家对于宏观问题的方针，是保障国家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微观层次的政策比较具体，并且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百姓容易从这些微观政策中获得利益，也同样容易在这些方面与政府产生摩擦。以上所选取的微观问题都是当今中国社会受到普遍的关注的民生问题，并且在“两会”上成为民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通过对政策在这两个层次上的划分，并对被访者在两个层次上分别测度，我们得到如下结果：
宏观抽象政策：大部分受访者对于“政府良好的维护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利益”、“政府有力维护了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以及“政府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进步”等说法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认同，分别有68.1%、69.1%和79.8%的人表示了“非常同意”或“同意”。仅有4.4%、4.4%、3.2%的人认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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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可以看出，受访者对于国家宏观的抽象的政策信任度较高。
微观具体政策：对于关乎民生的一系列微观具体政策，如“控制通货膨胀”、“缩小收入差距”、“抑制房价”、“解决就业问题”、“让人民生活更有保障”的问题上，较多的人认为政府的效力“一般”。这就表明受访者对微观具体的国家政策信任度一般。 将题目选项赋值，分别将“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计为1-5分。再分别比较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平均得分，得分越高，信任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通过赋值后，宏观政策的得分为2.06，微观政策的得分为2.95，可见受访者对围观具体政策的信任程度低于宏观政策。
受访者对宏观政策的高度认同，反映了我国政府在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维护国家形象、促进发展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具体的微观政策方面认同度相对偏低，则说明政府在协调社会关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还有所欠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政策制定方面的不完善，也在于政策在实践过程中的落实程度。政策制定的不足，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执政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会逐步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政府监督制度的进步，公务员执行力度的提高，以及建立政府、官员及公务人员信用审议制度、廉政提醒制度等制度的建立与改进，将会极大改善政策的落实状况。 （五）对官方信息信任
政府信息的公开涉及公众的知情权，知情权包括两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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