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俄罗斯留学生汉语语音习得偏误研究综述
随着汉语热的兴起，来华留学生呈逐年递增趋势。新疆更因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中亚和俄罗斯留学生来疆学习汉语。然而，来疆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成果却差强人意，“洋腔洋调”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影响正常的语言交际。语音作为语言的外壳，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赵元任强调：“学习外国语的内容分成发音、语法跟词汇三个主要的部分，学习的次序当然也是应该照这三样按步进行。发音的部分最难，也最要紧，因为语言的本身、语言的质地就是发音，发音不对，文法就不对，词汇就不对。”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任务是让学习者掌握汉语语音的基本知识和汉语普通话正确、流利的发音，为其口语交际打下基础。导致语音“化石化”现象的原因是没有奠定良好的语音基础，当学习者一旦形成这种学习习惯，就会产生僵化，将难以纠正。如何能找出俄罗斯及中亚留学生在语音习得方面切实存在的问题与困难，进而提高其汉语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亚及俄罗斯留学生汉语语音习得偏误研究现状 关于汉语习得语音方面的偏误研究不断丰富，但研究成果语种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根据周小兵和王功平对公开发表的475篇汉语二语语音习得论文的调查，发现研究语种主要集中在母语为英语、韩语和日语等国家的学习者中。其中，对俄语母语背景的语音研究论文仅有5篇，占总数的1.1%左右。近年来，
有关俄罗斯及中亚留学生汉语语音习得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相关的研究逐年递增。
（一）研究理论基础逐渐完善
随着相关研究的日益丰富，针对俄罗斯及中亚留学生汉语语音习得的研究也从零散的基于个人经验的探讨，过渡到基于二语习得理论支撑的实证性研究。20世纪50年代，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探索就已开始，最有名的理论就是Lado提出的对比分析法。到50年代末，由于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出现，尤其是其对语言心理的研究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冲击，使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对比分析理论受到人们的怀疑。60、70年代，不少学者发现第一语言的干扰并非学习者错误产生的惟一原因，于是便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两种语言的对比转到直接研究学习者的语言本身。60年代末70年代初，Senlinker在《语言迁移》中首次提出“中介语”理论。Senlinker在研究“中介语”中所采取的方法是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的语言进行描述。这一方法与Corder提出的“偏误分析法”大同小异。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对外汉语教学界将对比分析、偏误分析、中介语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并将此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80年代中期以来，经鲁健骥引用“偏误分析”理论和“中介语”理论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音偏误后，促成了国内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在相关俄罗斯及中亚留学生汉语语音习得的研究中，对比分析、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被广泛应用。贺桃、贺瑜、李美杰、
贾雯这4篇文章围绕俄罗斯或中亚留学生汉语声、韵母及声调的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其中贺瑜通过对比汉语语音和东干语语音，发现东干语声母与汉语普通话声母主要区别在于个数；两者的韵母区别主要表现在a、o、e这3个元音的开口度上；而在声调方面，其区别总体表现为：调值度不够、调值变化趋势不同，东干阴平像汉语去声，东干语去声像汉语上声，东干语阴平像汉语轻声，东干语阳平类似汉语阳平。并结合偏误分析理论，针对东干族留学生在汉语语音习得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对策。另外，李海波、程潇、王璇、郑琪、邵尉和娜斯佳等硕士论文着重于留学生汉语声调习得的研究，运用对比分析、中介语和偏误分析理论，探讨俄罗斯和中亚留学生在汉语声调习得存在的困难以及相应的解决对策。 （二）研究方法日具科学性
赵元任认为，与汉语语音结构中声、韵两者进行比较，声调主要承担着传递信息的重要任务。林焘也曾指出：“外国人说中文洋腔洋调的主要原因并不在声母和韵母，而在声调和比声调更高的语音层次。”现阶段描写声调偏误的方法有传统语音学中的录音测试法、听辨测试法和实验语音学中的实验测试法。其中，听辨测试和录音测试被学者广泛使用，其中贺桃、李美杰和贾雯均借用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方法，对留学生发音进行听辨，记录了其在声母、韵母、声调和语流音变等方面的具体偏误及变化。 随着实验语音学的逐渐兴起，为确保声调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和科学性，更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实验测试法来研究声调偏误，将研究结果量化（统计数据）和可视化（绘制曲线或语图）。其中，王璇、邵尉和娜斯佳在各自的研究中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声学分析方法，通过Mini-speech Lab对语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王璇在其研究中，通过所得数据分别计算出俄罗斯留学生和中国发音人16种声调组合音长、音高的声学参数的平均值，绘制出双音节词声调T值图，并进行对比分析，并总结了双音节词的声调变化规律。邵尉通过Mini-Speech Lab软件提取基频，最后将基频值转化为T值，对其调型、调值、调长和调域进行综合分析，最后和北京话进行对比分析，确定其偏误表现。
为了更准确的描述学生的偏误表现，许多学者将传统语音测试法与实验测试法相结合，如李海波，程潇和郑琪等。其中，程潇首先采用听辨测试法对比分析中高级俄罗斯留学生在56个常用字单念和语流中出现的偏误情况，然后借助语音分析软件，从调型、调域及调长3个方面入手，验证留学生的偏误表现。 （三）研究内容趋于细致化
俄罗斯及中亚留学生汉语语音偏误研究逐渐从声、韵母及声调笼统的对比分析，慢慢过渡到针对声调，甚至是某一种声调的细致研究。如较早的研究，罗音、贺桃等文章着重于俄罗斯学牛的汉语声韵母习得的偏误分析，声调偏误研究是粗线条的。徐瑾和高春燕的两篇文章虽然是专门针对俄罗斯学生声调偏误，但其研究都属于初探，只是对汉语单字调的偏误情况做了浅谈，而关
于双字调、单字调在语流中的读音情况均无涉及。而李海波、程潇和邵尉的文章虽然只涉及到俄罗斯或中亚留学生汉语单字调的研究，但均对单字调偏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写，其中邵尉采用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深入的分析了哈萨克斯坦留学生单字调偏误中的调型、调值和调时长，并将其与北京话单字音声调进行对比。王璇分析了俄罗斯留学生汉语双音节词的音长特点、16种声调组合的音高特点，并根据实验数据计算得出的平均值绘制出俄罗斯留学生和中国发音人16种声调组合的音高曲线图，进行对比。娜斯佳集中关注俄罗斯留学生上声变调的偏误，采用语音实验的方法，提取出俄罗斯留学生和中国汉语老师的两字组、三字组及四字组的上声组合音高基频值和音高的五度值，并绘制出了上述上声字组的声调格局图，然后对比分析所得数据。 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局限
近年来俄罗斯及中亚留学生汉语语音习得偏误研究不断深入，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略了中亚留学生母语背景的复杂性
中亚各国有其各自的母语，分属于不同的语族，其中4种语言隶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也有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语和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塔吉克语。中亚国家几乎每个人都通晓3种、4种语言，语言背景相当复杂，这对他们学习汉语声调产生了诸多干扰因素。李海波、贺瑜和邵尉3篇文章分别研究了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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