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组织参与农村扶贫开发不应只局限于政治动员与行政激励，应该允许社会、经济组织采取社会行为和企业行为参与反贫困，使农村贫困地区的政策优势与社会、经济组织的资本、技术和生产经营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在社会经济组织与贫困群体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使扶贫开发各方利益最大化，使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上找到结合点，逐步形成社会、经济组织自主积极参与扶贫开发的持久社会扶贫机制。应允许贫困地区以社会方式融通资金，成立扶贫基金会，支持贫困地区运用社会手段筹集社会资金，用于扶贫开发；要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乡村的贫困人口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建以脱贫为目标的社会联盟组织，鼓励和支持农民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培育贫困人口自身的持久反贫困能力；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文化教育机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其他民间团体和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扶贫活动，允许他们运用资金、物资、技术、医疗、信息、咨询等扶贫手段获取各自的利益。以利益为纽带，有效利用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的上述优势，并使之与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相结合，激发社会扶贫动力。
其五，政府在继续对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经济援助的同时，要特别重视提供社会服务，并对贫困人口能力进行培养，加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国际反贫困经验表明，贫困落后地区发展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低素质的人力和低效率的生产以及严重不足的社会服务，亦即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缺乏。因此，政府在反贫困行动中，应特别重视开发贫困人口自身的资源，培养和提高他们参加农业生产、获取资源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这是最具有持续性和生命力的反贫困战略。同时，要组织公共工程建设，提供社会服务，切实有效地改变贫困地区的生存和生产条件。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大力加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交通通讯、医疗卫生、教育条件，为贫困地区脱贫创造条件。 其六，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组织化程度和自治化程度，使扶贫攻坚成效和扶贫开发效益显著提高。在农村，贫困人口的组织大多数被纳入了原有的基层行政组织体系，贫困人口主要是依附于基层组织和社区管理组织参与反贫困行为的。这种集基层行政和社区管理为一体的组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贫困人口组织。贫困人口必须独立于基层行政组织之外，按自愿的原则，组织成以脱贫为目标的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农村贫困人口不论其组织起来的范围还是组织起来的程度都是非常低的。因此，政府在反贫困过程中，要注重建立在贫困农户自愿原则上的贫困人口组织的普遍建立和自治化程度的提高，使民族地区反贫困治理结构产生质的飞跃，从而带来扶贫攻坚成效和扶贫开发效率的显著化。要建立健全农村自治组织及其有关法律法规制度，充分发挥农村自治组织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以此激发贫困人口的主体意识，使贫困人口在享受扶助权力的同时，增强脱贫意识，承担扶贫开发的责任和义务，成为有效反贫困治理机制的主体力量，由被动的受益者转变为经济发展和自我脱贫的决策者，以及扶贫开发项目的实施者，监督与效益的评估者。通过这种角色的转变，诱发农村反贫困治理中一系列组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营造参与性扶贫开发的政治社会环境。 积极推进体制创新，帮助贵州民族地区建立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单纯强调从上至下的管制型治理结构而忽视被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对于指导反贫困的实践是不利的；同时，单纯强调参与原则而忽视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管辖和控制也不能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在我国的转轨时期，政府和贫困群体双方的作用都不能忽视。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目标，政府在反贫困中运用权力和手段实行协调和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有贫困人口的高度参与，并有效提高他们获取资源和平等分享经济增长利益的能
力。并逐步用法制原则规定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及贫困人口自身的权、责、利关系。
由上述两方面而形成的目标和战略、组织机构、管理体系、政策和制度规范及行为模式的有机整体，构成了当前贵州民族地区反贫困机制的重要内容。适时完成由单纯依靠政府和行政组织的扶贫，向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扶贫方向转换，构建和完善贵州民族地区有效的反贫困机制，从而实现政府扶贫方式的转变，这既能在短期内提高贵州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效率，为实现扶贫攻坚做贡献，又能为贵州民族地区长久持续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贵州概况[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2]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Z].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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