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反映，学校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现存的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教育总是为统治阶级所掌握并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社会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决定了教育民主的程度，决定了教育平等实现的广度和深度。
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以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提倡的平等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彻底的平等，这为教育机会均等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新中国建立后，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彻底的真正的解放。随着封建传统观念的摒弃、社会旧制度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妇女政策的贯彻，各族女性开始以独立、平等和自强自立的形象出现在社会舞台上。无论是在经济生产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教育领域，女性第一次和男性一起，平等地、大规模地、全面地参与了建设。各类学校均向女性开放，性别差异不再是教育差异的前提。新中国提出一句口号 “妇女能顶半边天”充分反映了社会和政府对妇女地位和作用的肯定。
其次，人民政府通过颁布各种法规、法令保障了女性享受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利。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4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改革开放后，1982年重新修订后的《宪法》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此后，《义务教育法》（1986）、《扫除文盲工作条例》（1988）、《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纲要》（1992）、《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一些重要法律法规先后颁布，不仅使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基本走上了依法治教的轨道，也使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形成了一个充分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等方面享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体系。
同时，鉴于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的教育实际上的不平等现象，国家还通过各种补偿行动来敦促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例如，1989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建立了“女童升学助学金”， 1992年改名为“春蕾计划”，以帮助所有失学女童重返校园为目标，几年来累计捐资近3亿多元，累计救助近90万人次，遍及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15大量因为贫困而失学的女童在“春蕾计划”的帮助下，重新走进了学校。 9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人士还通过团中央发起的“希望工程”来资助失学儿童，其中有60%的女童。从1994年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合作的 “促进贫困地区女童教育项目”，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安徽等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9省（区）101个贫困县152个乡（镇）的2039所学校实施，这些地区大多数是女童失学、辍学高发地区。90年代，中国政府还同许多国际组织围绕女性教育和妇女教育开展了教育合作项目。例如，和联合国儿基会合作的在12个省（区）的102个县开展了女童教育试验项目。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我国女童教育的发展，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发展女性教育的先进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会议通过的《北京行动纲领》提出在12个重大领域采取行动提高妇女地位，以实现世界范围的性别平等。会议不仅推进了中国妇女问题（包括妇女和女童的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行动，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对消除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决心。 15
以上数据引自蒋月娥：《积极创造条件 促进女童发展》，见《?95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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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文化影响下的女性社会角色的传统定义
性别文化主要指文化中基于男女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对女性地位、权力以及行为的制度约定及其物化形式。从性别主义的视角看，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历史，往往也是一种特定的性别文化的发展史。性别文化通过社会制度为生活在其中的女性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特定空间和内容，塑造了社会对女性的种种观点。
作为有着长达2000多年封建父权制社会历史的国家，中国也有自己特定的传统性别文化。这种文化赋予了中国女性特定的角色定义。自秦汉起，儒学的兴起、封建礼教的逐步定型以及“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成为构筑整个封建父权制社会女性观的思想基础。出于维护社会“纲常礼教”的需要，社会对女性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角色有着严格的禁锢和辖制，男女地位极不平等。“女子无才便是德”、“人道莫大于上纲，而夫妇为之首”以及“续前贤以警后学”，从而“谨守三从、克尊四德，以为父子之光，不贻父母之辱”等等所刻画的“贤妻孝妇”女性形象为社会所广泛推崇和宣扬。
封建传统的女性观，对教育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男女教育的不平等。首先，社会长期忽略了女性接受正规教育的需求。女子一直无缘于学校教育，而主要依托于家庭教育的形式。反过来，女性学校教育的滞后，又使女性缺少通过教育手段来改变自身形象、提高自身地位的机会。其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女性更好地遵从和服侍于男性，在教育内容上和男性差异极大，主要是以妇德、纺织、女红、持家、诗书、礼仪、音乐等为内容，尤其是妇德、妇行必不可少。社会性别文化也得以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对女性实现步步禁锢。这种封建传统女性观的遗留，对今天不少农村地区仍有较大影响。
由于历史上汉文化的发达和强盛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在中国这块大陆上，少数民族文化只要和汉文化相碰撞，其结果往往是被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汉文化所不同程度的同化。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清朝以后来，满族文化在和汉文化交锋中，被汉文化所吸纳和融合。对于偏于一隅的西部少数民族而言，汉文化的辐射和进入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封建王朝的的天下一统政策，例如明清王朝的“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民族的影响。其次，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汉人的迁徙而给民族地区带去的汉文化。长期以来，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毫无疑问，也包含了在性别文化方面，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后文的水族个案中再作详细剖析。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无论是在思想文化还是社会制度方面，都在竭力促使女性附庸于男性。例如，男娶女嫁的婚姻缔结形式，女性必然通过结婚的手段完成从娘家向婆家的社会流动，使女性处于“流动”的状态，而男性则是“固守”的。通过缔结婚姻的形式，进入一个新的家庭的成年女性，在新家庭中扮演着母亲和妻子角色，负担着家庭内部的绝大部分劳动，但地位却仍然是从属的。传统的财产继承方式，家庭财产的分配只是在家庭的男性中进行，女性是“无产”的，而男性则是“有产”的。这决定了在流动过程中，女性不享受财产的继承权，而是以劳动能力和生育能力作为自己仅有的资本来附属于男性，致使女性的社会地位远远要低于男性。人们更加看重女性作为母亲的生儿育女价值、作为重要劳动力的任劳任怨价值和作为家庭主妇的勤劳能干的价值，而她们作为社会人所应享有的其他权利，例如教育权等，就不如男性那样受重视。
作为父权制的核心，财产继承制度即是财产的继承形式，也是权利的交接方式。男性作为家产的继承者和守护者，继承财产的同时，也继承了在家庭里的特权地位，继承了包括教育在内的种种优先权。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同了受教育的重要性，法律制度也在保障女性享有教育机会均等，但是在部分地区，尤其是文化环境比较封闭的地区，这种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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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性别观念很难得到更新和变迁，控制着家庭财产和金钱的男性大多会固执的认为，男人读书才是重要的，女人读书无用。在有限的教育资源竞争中，不言而喻，男性总是处于优势。
3. 家庭因素对女性教育机会获得的制约
家庭因素是社会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因素主要是通过家庭对女性教育产生影响的。或者说，家庭中存在的诸多影响女性教育的障碍，在某种意义上，根源在于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于女性教育而言，显然家庭因素的作用更为直接，更为直观，也更为显著。
家庭内部的传统性别分工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对于女性角色定位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在人类社会早期，家庭的出现使男女的性别角色有了明确的划分，男性是家庭的主宰者，女性则成为男性的附属者。这种角色划分构成了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最初基础。此后，家庭通过婚姻制度，通过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通过父母亲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以及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和财产资源继承等等手段，牢固地维护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
进入80年代后，鉴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存在的弊端，国家开始对原有的经济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农村经济最先成为改革试点，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所有制。家庭又重新成为经济生产的主要单位，农民从公社回到了家里。政府将土地、牲畜、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有条件地分配给农民，男女都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负责土地的经营管理，每年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的产品，多余产品可以自主决定留下自用或出售，还可以自由经营副业。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重新确认了家庭在经济运作中的地位，在大部分农村家庭，也就自然恢复了家庭中的男性家长制。以往由生产队掌握的生产决策、土地经营、劳动力投入等权力以及工具、土地等生产资料划归家庭所有，实际上等于将这些决策权和控制权部分或全部地转移给了家庭内部的家长手上，无形中是进一步恢复和加大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力。女性在生产过程中虽然不断付出了劳动，但所创造的家庭收入，支配权属于男性。
如果对男、女在家庭生产中所付出的劳动量进行严格地计算的话，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女性对于家庭的贡献并不低于男人，但它不意味着妇女在家庭地位上的必然提高。除了传统的“男人是一家之长”观念很难改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性虽然参与了家庭生产的大部分环节，但很少参与生产的社会化环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女性劳动的市场价值很难得到体现：首先，女性的家务劳动由于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通常被认为是不具有经济价值的；其次，由于受“男主外”观念的束缚以及女性缺乏必要的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女性很少走出家门，产品买卖完全由丈夫负责，尤其是数量比较大的买卖更是非男人不可。躲在男性背后的女性，被排除在由产品向货币转换的最后环节——产品买卖之外，进一步衬托和维护了男性对家庭经营的支配权。这样，女性对家庭的贡献变得非常不明显，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也就变得不如男性重要。“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又使人们，包括部分女性在内，都容易得出女性不需要太多知识和技术的结论，感觉不到学校教育对于女性的重要性。
家庭的经济状况
在影响女性教育机会获得的诸多现实因素中，经济始终是一个普遍性的因素。所有的女性教育困难地区无一例外又都是经济贫困的区域。经济贫困首先影响了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规模，使许多必要的教育政策措施无法顺利实施，学校的教学设施无法完善，师资培训勉强维持，教师待遇得不到提高等等，并最终导致了教育发展的滞后。经济贫困还意味着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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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经费的支付能力非常微弱，疲于应付家庭眼前生计的家长往往无暇顾子女的教育——一种投资于未来的事业。对于女性教育而言，经济贫困除了上述影响之外，还使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上产生性别差异成为可能。
家庭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
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处在传统农业生产阶段，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妇女再生产过程中扮演者重要角色。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将大量家庭农业和副业生产的重担落到了家庭主妇身上。女性成为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需求对象。农活、副业，加上养儿育女、操持家务，有些地区甚至50%以上的农活需要依靠妇女来完成。实行家庭承包责任之后，这种劳动力需求量明显加大。
家庭对女童劳动力的需求导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女性受教育机会的获得。 首先，女性的教育需求不受重视。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的内容一般比较单调，技术简单，在实践中积累生产经验即可，不需要劳动者具备太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人们很容易得出女性不需要接受教育的结论。而除了家务和农活外，既然一些“重要的”事，总是由男人来做，那么人们也有理由认为男人接受教育才是必要的。
其二，压在母亲肩上的繁多的农活和家务，将会很自然地分摊到女儿身上。所以，当家庭人手紧缺的时候，让女童辍学回家显然比男童辍学回家更有意义。也就是说，女童上学的机会成本显然要高于男童。
其三、家庭对女童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干活时间和女生的学习活动发生冲突，使女生没有太多的时间学习，甚至不得不缺课，从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成绩跟不上不仅会让家长觉得女儿不是块读书的料，而且也会给女生带来挫折感，使她们失去读书的兴趣而辍学。
家长对女童的教育期待 诸多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的鼓励和期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孩子在学校中的学习能力、学业成绩，父母的态度也是决定子女是否继续升学的重要因素。家长在子女教育态度上的性别差异对女性教育机会不均等的产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我国，“女子无才便是德”、“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是替别人家养的，教育了也是白浪费钱”等等观点，无不反映出 “男尊女卑”思想对部分家长的影响。甚至有一部分母亲在传统性别文化的潜移默化中，不仅自身成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牺牲品，而且还在无意识中，认同和维护了这种不平等，使自己的女儿失去了受教育机会。
其次，家长对子女教育态度也和他（她）们的文化素质、职业身份、社会阶层和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在女童失学比较严重的地区，我们往往会发现，家长中有一方为教师或者国家干部的家庭中，女童的失学机会要小于其它家庭。当地的第一个女中学生、女大学生常常出自这样的家庭。
家庭教育投资上的男女差异
在经济贫困、家庭生产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家长对女童的教育期待的综合作用下，家长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往往会产生一定的性别差异。同时，教育投资的某些特性也影响了女性教育机会的获得。首先，教育投资是兼具消费性和生产性的投资行为。一方面，家庭为子女的教育需要不断支付学费、杂费、生活费，孩子上学还意味着家庭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这种机会成本在以劳动密集型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农村地区，要远远高于城市。男女分工的不同，使女性的教育机会成本又往往要高于男性。其次，教育投资具有间接增值性和迟效性的特点，使教育投资不像其他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一样，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一定数量的显性收益，很难用货币形式对教育投资的价值进行全面衡量。
从根本上看，教育的回报是无形的、间接的，容易让人们只看到教育消费的一面，而看不到获益的一面。同时，无论国家或者家庭，对教育的投资都不可能是一次性的，而是一种需要不断追加投资的过程。经济的贫困使教育的持续投入很难保证。尤其是多子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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