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解读

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从国家主导到公私伙伴关系。很显然，这些转变既是针对老工党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是对新右派的反应。

（一）从平等到社会包容

克罗斯兰把追求平等视为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身份特征。因此，工党如果希望重塑自己，就必须首先在思想观念上重塑其平等观。有人用三个主要变化来表示新工党的出现：从促进平等转向确保机会的平等；从抵制贫困转向突出社会排斥；从创造权利转向强调社会义务和责任。(24)这三种转变可以说都是在从不同的视角来重新界定新工党的平等观，同时也都具有相应的政治意义。

首先，新工党强调“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种观念认为，贫困的主要根源是由于机会缺失。因而平等的核心是为人们提供终身的机会，尤其是教育机会。这既是在淡化老工党的传统平等观，也是在回应保守党人的挑战。如上述克罗斯兰区别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时所示，不同的平等观表示了对资源分配优先秩序和手段的不同选择。可是，在居主导的社会观念认为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难以维持的历史条件下，被克罗斯兰视为社会主义的身份特征的那种平等及其政治意义却成了工党背负的巨大包袱。从选举政治的意义上看，追求结果的平等政策使工党的选民基础局限在了一个日益缩小的范围内。保守党利用了这一点而指责工党追求结果的平等的一系列政策。新工党用追求终身的机会平等取代结果的平等意在摆脱这一包袱，同时也是为了摆脱与这种平等观直接相连的传统再分配模式。

其次，平等是一种社会包容。强调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显然意在淡化老工党的平等意识。可是，仅仅如此并不足以表现新工党的特点，因为机会的平

等本是保守党人反对老工党的社会政策时的一个口号。而且，虽然工党通过修改党章第四条摆脱了承诺“社会主义”的“包袱”，可作为一个激进的政党它依然要通过平等和公正来表示自己的身份特征，而不是仅仅给人以借人衣钵的形象。新工党借用了新的社会分析中包容性的概念，将平等界定为一种包容。吉登斯在阐释新工党的新政治时就明确地把平等界定为包容性，不平等为排斥性。所谓排斥性就是把属于某个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25)通过这种方式，新工党使自己的机会平等区别于保守党人，因为后者所谓的机会平等更多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哲学，而新工党则是从一个新的方向来表达对社会最脆弱群体的关注和对优先政策领域（如教育）的强调。

新的平等观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意义在于放弃工党传统所持的再分配模式和对不同社会政策领域的重点倾向。如1996年时任工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的戈登·布朗所强调的，“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用税收和福利体制来补偿那些贫困的人们，而不是做一些更为根本性的事情——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源问题??通向机会平等之路的起点不是税率，而是工作岗位、教育、福利国家的改革以及对既有资源的有效和公平的改革”。(26)通过这样一种观念转换，新工党意在重新建立一种以工作和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体系。这种新的福利体制主要集中在对能力的分配上而不是集中在通过税收和福利进行的第二次再分配上。而且，按照这一观念推进的社会福利体制更为强调从传统的、被动的提供福利向新的“预防性福利”的转变。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从平等到社会包容’实际概括了在考虑福利国家时的一种重要的范式转变”。(27)

（二）权利与责任的平衡

传统的福利国家鼓励了一种基于公民权利的普遍主义福利方式。但许多人认

为，正是这种无条件的福利也鼓励了福利的依赖。而保守党人一直试图要为福利加上各种“条件”，但常常遭到激进力量的反对。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福利国家的“新工党”不能不对这一历史作出回应。布莱尔在其著名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小册子中明确表示，“在最近几十年里，责任和义务成了右派的专有领域。它们不再是如此了??。”(28)对新工党的福利国家改革来说，强调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能够合理地将“有条件的福利”引入到社会政策中，包括工作责任、家庭责任、公民社会的责任等。最突出的是工作“新政”中对年轻失业者享受福利的严格资格条件，它是一种工党式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方式，它为那些愿意接受就业、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人提供了新的机会，而对那些不愿参与的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福利的减少或失去。所以，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实质上是使一些社会福利计划具有了强制性。例如，新工党的“促进工作的福利计划”(Welfare to Work)本意是为了区别于美国式的“工作福利制”(workfare)，但事实上人们却很难区别它们。

（三）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几乎成了新工党在所有重要社会政策领域推进改革的一个要求。实质上它是对传统的国家主导的、集中的社会福利提供模式进行矫正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一定意义上它也是工党为合理地继承保守党福利改革遗产的一种说辞。一方面，它显然意在弥补战后体制“挤出”自愿和私有组织的弱点。这方面最突出的领域是养老保险领域，引入职业养老金和国家第二养老金体现了向在该领域相对成功的欧美其他国家的一种看齐。另一方面，它也意在探求和鼓励新的社会服务提供模式，如教育行动区(Education Action Zone)等等。当然，在有些领域，它也是为了保持与前保守党的有些政策的连续性。如在教育、卫生和刑事司法领域对前保守党政府引入私有组织做法的部分接受。但新工党显然并不是

全盘接受。例如在卫生领域废除了保守党政府实行的内部市场，但同时保留了其采购与提供分离的做法。正如布莱尔的第一任社会保障部长菲尔德所强调的，“国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界限重划并不简单只是一种缩小国家责任的方式，关键的是要重建一个基于个人、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公民社会”。(29)新工党用伙伴关系来表示这些，也刻意使自己区别于保守党人的直接“私有化”。当然，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两者并不容易区分。不过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同保守党人赤裸裸地要“使国家退却”但实际上却在一些领域加强了社会福利管理的中央集权化一样，在新工党的公私伙伴关系中，集权现象在一些领域（卫生、教育等）依然存在甚至进一步强化。区分政策辞令与实际结果始终是我们看待政党执政的口号与实际意图或结果的一个出发点。

以上观念变化说明，新工党已经放弃了老工党追求普遍平等的那种观念和方式，从思想的根基来看，似乎更接近于40年代贝弗里奇式的社会自由主义观念，尽管它在形式上保留了工党传统的对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关注。

结语

在有关福利国家的争议中，“福利国家”常常被人们当作一个既定的概念在表示。从英国围绕福利国家的概念和政策变化的争议中我们看到，“福利国家”本身既不是一个既定不变的概念或体系，也不是一个单一思想来源的产物，而是多种思想、多种力量博弈的产物。只有从这种动态和多元的角度来理解，它才具有意义。

就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观念和政策而言也是如此。工党的社会政策受多种思想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正如人们所评价的，在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