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的流行与图像

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的流行与图像

李翎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

提要

对于佛教文化的研究，要著眼于事实，也就是将文献佛教与事实佛教分开。大随求陀罗尼咒经在唐代的流行，表明人们并不过多地关注经中其他的内容，而只是注意了它的护身功能，于是唐代的大随求陀罗尼咒经曾做为一种生者随身携带，甚至死者也要带入墓葬中的护身符而广为流行。从出土情况看，流行的时间可能至少跨越了唐、五代和末。并且在地区分布上，表现为自唐代的两京，进而向南方扩散的情况。同时，笔者在考察大随求经咒中心主尊的图像学特征时，发现当时至少在经文中可能没有直接相关固定的形象描述，尤其是作为后期基本成为标样的八臂大随求明王，同时，在考察大随求中心主尊形象的类型时，发现大随求信仰与随之流行的炽盛光佛类型的关系，也考虑了汉传大随求明王与藏传佛教图像中广为流行的“大随求佛母”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这些考古发现，来讨论该经咒在当时的流行情况及其图像学特征。

关键词：大随求明王经护身符图像样式

引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近征集一件文物，为藏于一青铜臂钏内的绢质卷状物，展开后，破损严重，可见有汉字及彩绘(残留主要为石绿)及所绘各种花草、器物等图案。经过辨认，可读出以下文字：

“是根本咒”、，一切佛心咒”、“神咒”等。图案可整理出四个花瓶的残片、若干覆莲座及环形文字，文字显然是汉写梵音的咒语。虽然此文物残损严重，但让我们回顾了以往发现的类似印刷或书写经咒，说明在当时，除了印刷业的发达而流行印制的经咒外，还有如此精心绘制的经咒。因此本文以此为契机，讨论大随求陀罗尼咒经在唐开始，延续至五代、宋的流行及信仰情况。本文将以下面四个题目进行讨论 一、大随求陀罗尼咒经在唐代长安的流行情况 二、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的图像特征

一大随求明王与炽盛光佛、大自在天的关系 三大随求明王衍生图像与药师佛的关系

三汉传大随求明王与藏传佛教大随求佛母大随求陀罗尼，梵名Maha^-pratisa^ravidya-dha^ran!i，又作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大随求无能胜陀罗尼、随求即得真言，略称随求陀罗尼。指消灭一切罪障，破除恶趣，随所求即得福德之陀罗尼。目前所知主要有唐，宝思惟译《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唐，不空译《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依不空译《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载，此陀罗尼计290句，是陀罗尼中少见的长咒，自古在印度、西域、中国等地颇受道俗喜爱。该咒经内容大致可分三段：首段揭示归命诸佛菩萨与三宝之理；次段叙说随求菩萨拔济一切众生所有罪障、恐怖、疾病，而令身心安乐、所求圆满；末段宣示受持此陀罗尼者可得诸天、龙、神等之守护及一切如来之护念。关于此咒之使用方式，按宝思惟本说：书写此咒，将之带在颈上或臂上即可得灵验。而灵验事迹，宝本与不空本都

有记载，按不空本《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载：迦昆罗大城中，罗喉罗童子仍于其母耶输陀罗胎内时，母曾投火坑：当时罗喉罗由于忆念此陀罗尼，火坑顿成莲华池。又摩伽陀国王施愿手无子，书写此陀罗尼，并带于其夫人颈下而终偿宿愿。此外，于《随求菩萨感应传》卷3，更载有各种有关之灵验，因此只是听闻、受持读诵、书写，传布大随求陀罗尼，即可得：火不能烧、毒不能中、降伏邻敌、破无间狱、除龙鱼难、产生安乐、免除王难等诸种功德。

此经于唐代在汉地译出后，日僧最澄请回《梵汉两字随求即得陀罗尼》，空海请回《梵字大随求真言》、《梵字小随求真言》 ，圆仁请回《随求八真言》，惠运请回《普遍光焰如意宝印心无能胜随求陀罗尼经》，圆珍请回《梵字大随求真言》，因此，大随求咒经在日本也广为流布。 一

“大随求陀罗尼”于唐代译出后，从文物出土的情况看，很快就流行起来，并且信仰供奉的方式基本相同，主要原因如经文记载：

“若能书写带在颈者若在臂者，是人能成一切善事最胜清净，常为诸天龙王之所拥护，又为诸佛菩萨之所忆念。”因此，现存文物大多为臂钏中发现，呈卷状物，为随身携带之护身符。对于这一信仰的研究和关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国内学者开始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有：

一1957年第5期《文物》，刊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记发现于四川成都的“印卖咒本”。

二1984年第7期《文物》，刊李域铮、关双喜(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写经咒绢画) ，记发现于西安的“焦铁头”本。 三1998年第5期《考古》，刊安家瑶，冯孝堂(西安澧西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 ，记发现于西安的“荆思泰”本。

四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宿白著《唐末时期的雕版印刷》第7至9页，记“斯坦因掠敦煌本”、“北宋咸平四年(1001)”本、“北宋景德二年(1005)”本。 五学苑出版社2000年出版，周心慧著《中国古版画通史》第30页，记成都“印卖咒本”、1976年西安“持金刚神”本、1974年西安出“吴德口福”本、1975年西安出“汉字印本”。 六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李致忠著《古代版印通论》。

以上研究成果针对的文物，多是纸本，大多从印刷史的角度来讨论的。 笔者收集了现存的主要实物，基本情况描述并分析如下：

一1967年，西安西郊张家坡西安造纸网“工地唐墓出，现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工作站。当时一施工工人在现场拾到一个长约4cm、直径约1cm小铜管，撬开封口后，发现铜管内有一纸卷，展开后发现是一保存较好的刻印纸本陀罗尼经咒。印经长32．5cm，宽28cm左右，构图呈“回”字，中心方框边长6cm，中内有图像，图像为一立姿左手持金刚神，伸右手抚一胡跪男子的头，左上角有如意云纹。梵文悉昙体咒经1

3行呈回字形排列，最外一周为各种羯磨，其中有形状与持金刚神手中所持相同的金刚杵。在纸本右侧有墨书“荆思泰”三字，这三字在梵文经咒中共出现有10次。材料载《考古》1998第5期，图版8。关于此咒经的年代讨论，在《考古》载论文中，提出宝思惟译大随求经在长寿2年的洛阳，与不空本相比要晚约50余年。这是不准确的。但作者的结论笔者基本同意。认为依据的是宝译本而不是不空本，也论证的比较充分。但通过持金刚神的金刚杵表现方式，笔者以为，此咒可能是本文所集10件中最早的1件。

二1974年，在西安市西郊西安柴油机械“工地唐墓出土梵文陀罗尼咒单张印本，现藏于西安市文管会。出土时此经咒置于死者佩带的铜臂钏内，呈方形，原大27cm X 26cm，印以麻纸，纸的中央有7cm X

6cm的空白方框，左侧墨书“吴德口福”等字。方框外围四周印以持明密宗典籍的咒文，四面皆1

3行，印文四边围以边框，内外边框间距3cm，其间印有莲花、花蕾、法器、手结印契和星座，版框最外围印以绢索。这些图案与隋唐之际持明密教菩萨造像所示相符。同时出土有规矩四神铜镜等。陕西考古学家韩保金先生通过对这批文物的研究，将此陀罗尼咒定为初唐(7世纪初叶)的印刷品。

三1975年，西安西郊冶金机械“工地唐墓出，藏西安市文管会。汉文单页印本。在边长35cm方形黄麻纸中心，有一5．3cmX

4．6cm的方框，内有彩色手绘二人像。方框外四周印以咒文，皆环读，每边各1

8行，行间有界线，咒文外有边框，框长29cm，边框外3cm宽的边上印有一周手结印契，共12种，中央方框所绘人物右侧出现经名。 此本虽有缺损，但仍能看出印本中出现唐代早期写本刻本中经常用的南北朝以来的俗体字或异体字。但经咒中没有武周制字，故潘吉星、韩保全等学者认为该印本应是唐中宗神龙元年(70 5)以后之物，其下限又定在西元758年有不空新译本之前，将其定为盛唐印本。构图呈“回”字，在画像右及下边，可见此经题目： “佛说??得大自在随??神咒经”(材料公布题目为“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中心图像基本与上同，有残损，无法辨认有否持金刚杵，亦不见云纹。周围咒经以汉字书写。最外一周为莲花座上的各种手印。基本认定为盛唐本。 四1

944年，前四川大学校内，发现四座小型墓葬，其中之一为唐墓，出唐印纸本经咒，装于墓中骨架的银镯内，剖开银镯，纸已固结，展开后，小有破损。此纸本为31cmX

34cm，对角紧裹。纸为唐代的茧纸。印本构图仍为方形的回字，但中心方形内的主像变为一面八臂手中各执法器，没有世俗人物出现在其旁边。刻天城体梵文1

7周，咒文外又雕双栏，其中四角各刻菩萨像一，各边各刻菩萨像三，间以佛教供品图像。印本右边首题汉文一行：

“圆圆圆成都县口龙池坊口口口近卞口口印卖咒本口口口??”等字，字体显为唐人书风。从雕版及所刻的汉字的字体来看，敦煌的印本(斯坦因所得“太平兴国五年”本)应较此墓中所发现者为晚。敦煌的刻本比较复杂精致，字体已具末代刻书风格。据此推测这一印本为唐末的东西。另外这一印本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到了雕版及，印卖”的地方，这对于研究中国印刷史和佛教印刷物流通的中心，是一个难得的资料。

唐代先后有几次唐皇避难入蜀的经历。一是天宝15年(756)玄宗逃至成都居1年多，二是唐文宗(李昂)太和时入蜀，三是9世纪末，黄巢大起义占领长安后，僖宗(李俨)入蜀。这对于长安佛教信仰传人蜀都有极大影响。另外，9世纪时，四川刻书之风十分盛行，而佛教信众利用这种技术刻印经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印本上写有“印卖”字样，又发现于墓中死者的臂钏中，可见当时这种咒经的刻印及信仰十分流行，咒经可能有专业作坊来刻印，信仰者在生前死后都有佩带。周围以梵文书写咒经。最外一周为羯磨。右侧写：成都县龙池??，字迹残损严重。公布的材料称此咒经题目为“梵文《陀罗尼咒经》”

，依据构图方式，笔者认为此图可能也属于当时流行的“大随求陀罗尼咒经”。基本认定为晚唐本。

印经原藏四川省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号为Y976。参见宿白著作第192页。 五200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于西安征集一唐代青铜臂钏，在钏侧一小盒内发现一呈卷状绢物，绢已硬结，展开后残损十分严重，只可见彩绘图案和墨书汉字，但经辨认部分文字，可读识出“根本咒”、“一切佛心咒：、“一切佛心印咒”等，笔者断定可能为大随求陀罗尼咒

经。但残损十分严重，现正在整理中(暂没有图像材料)。传世品，时间约为唐代绢本写经。基本构图为圆形，汉字环状书写。周围有羯磨。在残片中没有发现佛像或菩萨像，似乎中心为两大朵莲花。 从目前看，此写经是大随求陀罗尼经。如前所述此经主要译本有唐代宝思惟、不空二本，宝思惟本全1卷，称《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又称《随求经》、《随求得大自在咒》(收于《大正藏》第20册)。本经叙述佛应大梵天王之请，而说根本咒、一切佛心咒、一切佛心印咒、灌顶咒、灌顶印咒、结界咒、佛心咒、心中心咒等八咒及咒之种种功德，并阐说作坛，供养法、书写法及书写携带法、持咒之功德。从彩绘本残片可读识出“根本咒”、“一切佛心咒”、“一切佛心印咒”等，从图案残片可辨识出四个残的花瓶，判断当处于坛城之四角。中心可大约辨识出两朵莲花。从此经用语及向四面书此神咒的方式，判断可能依所的是宝思惟本。

目前笔者所集的10本咒经，只有1983年西安出者为绢本，其余多为纸本。从印刷史的角度看，显然纸本的晚。除了时间以外，国博本与其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文字不同，除1975年西安出为汉字书梵音本外，其余或是悉坛体，或是天城体梵文，而此本以汉字写咒：二是所绘曼陀罗不同。其他中心多有神像或二臂持金刚神或八臂大随求佛母，而国博本中心应是二莲花。从现在情况看，此曼陀罗与宝思惟所写第一种曼陀罗相似，即中心为二莲花，周围九种法器，有”、杵等。书写形式为经中所说： (向坛的)四面书写。

与国博藏品类同的是西安市文管会藏1975年，西安西郊冶金机械“工地唐墓出土印经，按印经残字可辨识出的经名，正是宝思惟译经名称：“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因此结论是：国博残经依据的经本可能是宝译本。

六1983年西安西郊澧滴路自来水一“一古墓，其中出唐代绢本彩绘写经，同样出于臂钏中。此臂钏为鎏金铜质，宽1cm，直径7．9cm，右侧铆接一铜盒，盒与钏相接的一侧呈长方形，平面呈半圆形，有盖，高4．5cm、宽2．4cm。所出绢画为团成长约3．5cm的不规则椭圆形，质地酥脆，修复展开后为26．5cm见方的画面，画面人物、器物以墨线勾勒，著淡墨及朱砂、石绿、赭石等色。

画面中心绘有三眼八臂菩萨，手持各种法器，左上侧榜题：“弟子焦铁头一心供养” ，下绘一供养人，裹朴头，著圆领宽袖长袍，双手合十，呈跪拜礼佛式，似为供养人焦铁头。所书梵文为悉昙体，这种文体盛行于唐中期，至唐末已衰落，逐渐为兰札体与天城体所代替。 因此通过墓中同出之人物俑和动物俑、梵文字体等，认为绢本写经以中唐前后的可能性为大。

在《文物》载报告中，作者提到密教作为宗派在中国正式形成是唐开元4年以后。而笔者认为，

“开元四年”的说法与此经本无关。所谓开元4年的说法源自开元三大士来京的最早时间。其中最早者是善无畏，他于开元4年来洛，但他并没有译这部经。只有不空译过。而不空是开元8年(720)才来洛阳的，当时只有16岁。不可能译经。到了开元12年(724)，20岁的不空才于洛阳广福寺受具足戒。及金刚智示寂，师遵遗命，往印度求法，于天宝5年(746)还京师，这时的不空，已有相当名气。为玄宗灌顶，住净影寺。又因祈雨灵验，赐号智藏，并赐紫袈裟等。也就是说，他的译经活动应是在天宝5年(746)以后。《大随求陀罗尼经》也是其时间内所译，不会是上限在善无畏的开元4年。不空译本全称是《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载列290句。正是苏州出景德2年(1005)本。该本印经名称正是《普遍光明清净炽盛如意宝印心无能胜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因此苏州印本依据的才可能是不空本。 七1978年，洛阳东郊史家湾出土，河南洛阳文物工作队藏纸本，五代后唐天成2年(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