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上书谏表并非是韩愈个人的莽撞之为，他在谏表中的思想其实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士人阶层对于佛教的态度。事实上，谏迎佛骨是中国历史上儒佛矛盾斗争的一个重大事件。外来宗教与本土的传统思想不相适应，经过几百年的磨合，佛教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晚唐几任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据儒学思想（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提出反佛的意见。
在韩愈得知自己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写下了一首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唐 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从唐朝贬谪的总体情况来看，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特点：从地域上看，贬谪通常是从京都流向外邑，从大城流向小城；从仕途上看，贬谪通常从中心走向边缘，从高职走向低职；从贬谪目的地来看，主要是三个地区：岭南（今广东、广西、海南及湖南和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湖湘（湖南）、巴蜀（今重庆和四川）。
这三个贬谪目的地的设置与一代名相张九龄有很大关系。张九龄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至丞相，曾经向皇帝提出 “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后来得到了玄宗皇帝的采纳。当时唐朝的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还未得到充分开发，相比而言南方的生活质量比北方要差得多，因此唐朝许多遭受贬谪的文人都被贬到不善的南方：盛唐时期，李白被流放至夜郎（今湖南新晃），王昌龄左迁龙标（今湖南黔阳），但总体情况被贬到这些地方的文人并不多；中唐以后贬谪南荒的文人越来越多，刘长卿贬到潘州（今广东高州），韩愈贬潮州（今广东潮州）；刘禹锡贬连州（今广东连州），李绅贬端州（今广东肇庆），李涉贬康州（今广东德庆），吴武陵贬韶州（今广东韶关），李德裕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但吊诡的是，张九龄提出的建议，最后却在张九龄身上应验了，他因周子谅触犯玄宗而遭受诛连，被唐玄宗贬到荆州去了。尽管荆州不不在上述三个放逐之地之内，但在当时地处南方的荆州也是半开放地区，因此也算半个“不善地”。
综上，在唐朝时期，许多人贬谪的目的地多为南方，南方当时还属于蛮荒之地，瘴气毒蛇无所不在，给这些被贬者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这是对罪孽深重之人的惩罚。
六 永贞革新
在唐代众多文人的贬谪中，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被贬无疑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们的被贬与唐朝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有关—— “永贞革新”。
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做宰相，他们就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了政治上的革新派，要共谋打击宦官势力。当时朝廷宣布罢宫市、罢五坊使，停19名宦官的俸钱，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与革新派还罢免了贪官京兆尹李实，免除了苛杂，停止了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符合当时的民意国情，都具有时代的进步性，但是这个改革引起了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们的强烈反对。最后宦官集团夺得兵权并导致了改革派的失败，王叔文被贬为渝州（今重庆）司户，后来又被赐死；王伾也被外贬至开州（今重庆开县），后来不久也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个人都被贬为外地州郡的司马，因此历史上就这十个人称为“二王八司马”。
通过一些资料的翻阅，可以发现，其实“永贞革新”有两个分野很有趣的党派。一派是王叔文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内的成员主要都是东南庶族的文士，集团内的13个骨干成员又可以分为三派：王叔文、王伾、陆质和凌准来自吴越地区；柳宗元、刘禹锡、吕温和陈谏的祖籍在北方，但安史之乱后南迁至吴越地区；韩泰、李景俭、韩晔、程异和韦执谊是吴越之外的人士。另一派，也就是“永贞革新”的对抗势力，主要是北方的士族，主要成员有宦官俱文珍、藩帅韦皋、朝臣武元衡和文士韩愈等。
在元稹《哭吕衡州六首》第三首中写道： 遥闻不瞑目，非是不怜吴。
——唐 元稹《哭吕衡州六首?其三》选段
祝融峰上月，几照北人丧。
——唐 元稹《哭吕衡州六首?其四》选段
吕衡州即是之前革新派成员吕温，在诗中提到“怜吴”。吴地今指南方江南一带，元稹的“怜吴”可以看出他是同情南方派（革新派）的，而“北人丧“则说明他对反对派的抵触与诅咒。
永贞革新不仅仅是中唐前后期文学发展的界标，它除了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来划分这两个文学时代之外，还在于中唐前期的文学是以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大历诗风为代表的，而永贞革新后的文学就呈现出了革新的精神，例如如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
“新乐府”在古代文学史上，即“新题乐府”，相对于古乐府而言。“新乐府” 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一般都作于元和四年（809年）为朝官时期，但诗歌所交待的事情大多不是这一年的事，不少是跟“永贞革新”有关的。
“永贞革新”在政治上来讲可能以黯淡的失败告终，但它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七 刘、柳与南方文学
在谈到文人被贬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需要特别提到刘禹锡与柳宗元两人的被贬与南方文学兴起的关系。
俗话说“人杰地灵”，在唐朝，南方的经济水平远没有北方发达，甚至还有许多未开垦的蛮荒之地，因此真正南方籍贯的文人作家并不多，尤其在岭南、湖南这一带的唐代文人更是少之又少。根据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统计，岭南道只有27位文人，其中较为著名的仅仅只是张九龄，湖南籍贯的比较有名的文人也只有李群玉。因此唐代南方文学主要是逐臣创作的文学。
在这些南贬的诗人之中，初盛唐时期主要有宋之问、沈佺期、张悦、张九龄等等，但或许由于贬谪时间比较短，或许由于在贬所的创作成就不高，这些遭贬的文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然而刘禹锡、柳宗元两个人的南贬与唐代一般文士的贬谪完全不同：他们们俩的贬谪既不是犯罪之后的贬降，也不是党争中的牺牲品，而纯粹是唐宪宗李纯造成的，它是宪宗联合了宦官、藩镇及保守派官僚来致使革新失败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唐宪宗曾下诏，即便以后有大赦之日，这些人也永不在“量移之限”（ 所谓“量移”
是唐、宋公文用语。官员被贬谪远方后，遇恩赦迁距京城较近的地区）。这也就注定了他
们永无出头之日的现实。
一方是皇帝的严厉制裁，而另一方则是文人的遗世傲骨。柳宗元终其一生，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刘禹锡虽然偶有悔过之心，但也不过是为了努力改变环境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并非内心的感悟。因此他们有冤无处诉，有冤也不敢诉，于是以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南荒贬谪贬谪现象，使他们的文学具有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
南方文学的特点深受屈原《离骚》的影响，具有怨愤的精神。在《离骚》中，我们看到屈原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言被害的苦闷与矛盾心情，揭露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狂与朝政日非的政治现实，表现了屈原坚持“美政”理想、不附和邪恶势力的自爱精神及对楚王朝至死不渝的忠诚。而回过头看柳宗元的《江雪》，一个遗世独立的渔翁形象跃然纸上：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笔上的渔翁，其实就是诗人的化身。可能大家曾经对于《江雪》所表达的已经比较熟悉，但细细品味，这首诗有着“藏头”的含义：千万孤独！与这当时环境格格不入，傲岸渔翁的内心难以言表。
范晞文在《对床夜语》对此有一个评价： 唐人五言四句，除刘子厚钓雪一诗外，绝少佳者。
——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四
可见这首诗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它的成就不仅仅在于近似白描的写法，还在于凸显出了柳宗元的傲岸精神，不妥协、不屈服。
柳宗元还有一首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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