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唐宪宗元和十年的年初，柳宗元跟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等五人奉诏进京，但等他们刚刚赶到长安的时候，朝廷又改变主意了，又把他们分别贬到更荒远的柳州、漳州、汀州、封州和连州作刺史。这首七律是柳宗元刚到柳州的时候写的。
这里所谓的“海天愁思”中，也当然包括了身世的坎坷、世事的变幻莫测、仕途的险恶之情。诗人写风雨侵颭、岭树遮挡，绝不仅仅是一种对自然景观的描绘。余陛云就对此有些许评论：
起笔音节高亮，登高四顾，有苍茫百感之慨。三、四言临水芙蓉，覆墙薜荔，本有天然之态，乃密雨惊风横加侵袭，致嫣红生翠，全失其度。以风雨喻谗人之高张，以薜荔芙蓉喻贤人之摈斥，犹楚词之以兰蕙喻君子，以雷雨喻摧残，寄慨遥深，不仅写登城所见也。
——清 余陛云《诗境浅说》丙篇选段
这首诗秉承了屈原《离骚》的美人乡愁传统，背后深有深意。
因此“永贞革新”所导致的刘禹锡、柳宗元被贬南荒所带来的南方文学之兴起，是贬谪这件“人生不如意”之事所带来的一个客观上的结果。
八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之间的关系
之前两小节谈到了柳宗元与刘禹锡的贬谪以及贬谪所带来的影响，除此之外，在这一小节还想顺便解剖一下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韩愈的两部作品《永贞行》和《柳子厚墓志铭》来分析。
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政治思想上始终存在着隔阂。尽管韩愈对柳宗元、刘禹锡的文学成就逐步加以肯定，但是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人格上具有明显的差异。韩愈作于永贞元年（805年）九月的《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七员外翰林三学士》：
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 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 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 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唐 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选段
他所上的这三个学士就是王涯、李建和李程。这首诗歌曾经追叙过自己被贬官阳山令的一个原因，其中特别提到韩愈自己被贬官的原因是上疏言事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的泄密。
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年）被贬到阳山了，远离朝端；永贞元年（805年）九月韩愈赴江陵府法曹参军；至元和元年（806年）韩愈才获赦回京并担任国子监博士。而“永贞革新”是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开始执政并于八月宣告失败。从时间上来看，“永贞革新”时期韩愈在外地的任上，因此韩愈跟“永贞革新”其实不应发生关系，但是韩愈的诗文中却有多篇章节涉及到永贞革新，而且对王叔文集团大肆地诋毁。
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志在革新的王叔文开始关注到御史台。当时的御史台中丞（中央行政监察机关长官）由武元衡担任，监察御史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愈、李程等等，这一批人跟王叔文集团都发生了或大或小、或正或反的关系。韩愈之所以没有加入王叔文集团并对永贞革新颇多偏见而成为反对派，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韩愈自视出身高门，门阀观念使他对于出身寒隽的东南文士不不屑合作。韩愈世称称韩昌黎，昌黎在今河北昌黎县，也是韩愈的郡望。韩愈如此强调自己的郡望，借此希望表达自己高贵的门第出身。东南文士都是寒门出身，所以韩愈看不上这些东南文士，不屑与他们合作。
第二，韩愈的长兄韩会（738-780）因与元载结党，以至于身败名裂，时在大历十二年（777年），韩愈西区了长兄的教训，所以在永贞革新中采取了保守态度。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第三，韩愈与宦官的关系非常微妙。永贞革新前后，韩愈一直站在宦官俱文珍一边而未尝动摇过。贞元时，韩愈在董晋宣武节度使的幕僚里任观察推官，当时俱文珍是监军，
两人的人事关系非常好。后来俱文珍将要赴京师的时候，韩愈还作了一首诗《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送给他：
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 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
这首诗中的“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一句对俱文珍吹捧备至，而这种吹捧显然的是出于私心。官迷韩愈还是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仕途。
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年）贬官，而作《永贞行》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个时候韩愈重提旧怨并非无意，实则有多方面的考虑。
第一，宪宗即位之后一反永贞革新的政治制度，韩愈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有出头的希望。但是要想回朝，就必须得到旧派人物的欢心，而要得到这些旧派人物的欢心，最简便且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大骂永贞革新集团。
第二，永贞改元后，最能接近唐宪宗的人事李程、李建、王涯三位翰林学士，其中李程是受王叔文集团排斥之人，因此在诗中特别提到刘禹锡和柳宗元柳二人，表明自己的“心迹”，可谓用心良苦！韩愈与李程、柳宗元、刘禹锡都曾在贞元十九年（803年）担任过监察御史，其后又分道扬镳。而此时李程是翰林学士，身居要职，韩愈写诗寄给他，很明显其目的是想通过他来引荐入官，所以他在诗中特别写到刘禹锡和柳宗元，是想表明韩愈跟刘禹锡和柳宗元二人划清界限。
第三，韩愈于永贞元年（805年）赴江陵府法曹参军，此时刘禹锡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在被贬的途中又改为朗州司马。经过江陵的时候，刘禹锡跟韩愈曾经相会过。刘禹锡是罪臣，韩愈若跟刘禹锡交往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所以韩愈这时写诗，明显是想要为自己洗刷清白。在韩愈与刘禹锡于江陵相遇之时，曾以“以不幸相悲”对刘禹锡表达了同情之心，然而到了他作《永贞行》时却又背后指责刘禹锡和柳宗元，韩愈如此表里不一，人品不敢恭维。
第四，唐宪宗为宦官拥立即位，而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甚为密切，所以作这首诗也有讨好宦官的意图。韩愈在《永贞行》内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唐 韩愈《永贞行》选段
在这段文字中，韩愈将二王刘柳定性为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此外，韩愈还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接受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因此从韩愈写的这首《永贞行》中，可以发现韩愈与刘禹锡和柳宗元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微妙的。
韩愈写的另外一篇文章《柳子厚墓志铭》也体现出韩愈与刘柳的微妙关系。 在韩愈因反对迎送佛骨而被贬到潮州之后一年，也就是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又被量移至袁州（今江西宜春）。《柳子厚墓志铭》正是韩愈在量移袁州刺史，的时候写的。在韩愈的《祭柳子厚文》有一段评述：
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
——唐 韩愈《祭刘子厚文》选段
这句话表达了韩愈的心声：他不是真心要给柳宗元写墓志铭，而是受他人（刘禹锡）之托，因此韩愈也无可奈何。可见韩愈并没有把柳宗元看作是知己，所以刘禹锡请求韩愈为柳宗元撰写墓志铭，这对韩愈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不过韩愈终究还是写了。
《柳子厚墓志铭》主要写柳宗元的三个方面：前面写政事，中间写友情，最后写文学。有关政事方面，韩愈对柳宗元的政治活动一概否定。在这篇文章里面，韩愈有一段有名的感慨：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唐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选段
韩愈的这一段文字对世道人情剖析可谓鞭辟入里，他围绕“士穷乃见节义”的观点，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对世俗交情发表了议论，并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风义。
然而这种人生感慨似乎不应处于韩愈之手。因为韩愈所批评的这种现象正是他自己所作所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十二月，韩愈随裴度去平定淮西，回朝之后因为功劳授刑部侍郎，可谓大权在握。第二年正月大赦，刘禹锡上书请韩愈施以援手，韩愈没有丝毫反应。到了长庆二年（822年），刘禹锡任夔州刺史，赴任途中写诗寄给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和中书舍人的白居易，但仍然没有什么结果。由此可见，所谓“落陷穽不一引手救”的人如果不是韩愈，那么又会是谁呢？
另外，韩愈写《永贞行》的时候，刘禹锡、柳宗元正在被贬。一月之中，由掌权的朝臣贬为刺史，再贬为司马，政治打击异常巨大。此时如果韩愈能够给予安慰，这将是最大的慰藉。刘禹锡赴任途中专门拜会韩愈，以其旧日同在御史台同事之故叙旧，可是此时韩愈不但不加以同情，反而写《永贞行》来谩骂他们。韩愈的行为是典型的“落井下石”！
这样看来，尽管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具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誉，但人品方面实在差强人意，不足之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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