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国、史、汉而以小说体出之， 使人易晓也。”（《聊斋志异·读聊斋杂说》）。但明伦也确认，“惟喜某 篇某处典奥若尚书，名贵若周礼，精峭若檀弓，叙次渊古若左传、国语、国 策，为文之法，得此益悟耳。”（《聊斋志异·但序》）。这些看法虽然不 够全面，却从一个重要的方面阐明了蒲松龄艺术功力的师学渊源。
奇谲和质朴的统一 蒲松龄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志怪小说的优良传统，驰骋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采取幻化的形式曲折地反映生活，从而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赋予《聊斋志异》以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许多作品以奇妙的构思、奇特的形象、离奇 的情节和奇幻的场景，显现出奇谲的艺术特色。
在《聊斋志异》五百多篇作品中，直接以人为描写对象的为数并不多，大量是以鬼狐神怪的拟人化来间接反映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人幻化为 非人的艺术形象而又大都拥有变化莫测的特点，在阅读和欣赏中就自然给人 以“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的审美乐趣。《书痴》篇 中夹藏在汉书里的纱翦美人；《白于玉》篇中的“衣翠裳者”、“衣绛绡者”、 “淡白软绡者”、“紫衣人”等四丽人；《绩女》篇中“所绩，匀细生光； 织为布，晶莹如锦”的绩女，等等，都属于神仙类。《黄英》、《葛巾》、《香玉》、《荷花三娘子》等篇则以花精花妖为描写对象。其他如蜜蜂（《莲 花公主》），鹦鹉，秦吉了（《阿英》），老鼠精（《阿纤》），白骥精（《晚 霞》）等等可谓无奇不有，而写得更多的是狐和鬼。
蒲松龄笔下的神怪精灵，花妖狐魅，既非万物有灵或灵魂不灭的说教， 亦非物的自然属性的图解，而是托物写人。作者运用想象和拟人化的艺术手 法，在摄取物的习性和形体特征的条件下，赋予它们以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 特点，按照人的习俗、人的社会关系来描写，因而又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和爱 憎好恶。这些形象又拥有超凡入圣的神力，他们不受生活环境的限制，不受时空的束缚，而成为忽敛忽纵、时隐时现、变化莫测的神灵。所以《聊斋志 异》中的许多形象，往往富有亦人亦仙亦鬼，或亦人亦狐亦仙，或亦人亦仙 亦怪的特点。
奇幻的场景与奇特的形象互相映衬，产生奇谲的艺术效果。《聊斋志异》 经常出现“浮云在天，时阖时开，奇峰断处，美人忽来”的境界。《巩仙》 篇写巩道人成全尚秀才。“袖里乾坤真箇大”，“离人思妇尽包容”。道士 展其袖，“中大如屋”，入则“光明洞彻，宽若厅堂，几案床榻，无物不有”。 有情人在这里相会，“绸缪臻至”，共同吟诗，互相对句，婚配生子。这里 毫无“催苛之苦”，而俨然是世外乐园。幻境描写之奇，令人叫绝。再如“星 宿已繁，崖间忽成高第”（《锦瑟》）；“一日，归颇早，至其处，村舍全 无┅┅一转盼间，则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张鸣渐》）；深山石 室，“光明彻照，无须灯烛”。洞内有大叶类芭蕉，用以剪缀作衣，“绿锦 滑绝”；“女取山叶呼作饼，食之，果饼；又剪作鸡、鱼，烹之皆如真者”（《翩翩》）；┅┅这一切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三国演义》中 的“诸葛亮舌战群儒”、《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出殡”有关场景的铺陈， 尽管存在艺术上的夸张，却毕竟是生活的反映。以上列举的《聊斋志异》中 有关幻境的描写，则纯属“蜃气五色，结为楼台”的虚幻。
离奇的情节离不开奇特的形象和奇幻的场景。三者的一致性正是这类作品一个显著的特点。《书痴》篇可谓典型的代表。《书痴》中的颜如玉，忽 隐忽现，未卜先知，却分明不是凡人，而是一位仙女。然而论言谈、举止， 美人又无异于常人：如伴生下棋，授以弦索，戏谑饮博，谈情说爱，无所不 善，从这一系列的描写中我们又似乎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少女。从而使这个人 物形象呈现出仙质凡态，亦仙亦人的特点。这篇小说写郎生积好成痴，积痴 成魔。“一夕，读汉书至八卷，卷将半，见纱翦美人来藏其中”。“一日， 方注目间，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生在惊骇中一再叩拜，美人则 “下几亭亭，宛然绝代之姝”。美人的出场充满了神奇色采，在郎生和美人 相处的日子里，一旦生“忘其教”，“女则渺”，生伏以哀祝，矢不复读， 女便又从书卷上下来。只有铺设如此离奇的情节，才能更鲜明地塑造奇特的 形象。
大抵成功之作，莫不植根于社会生活。而如何反映生活，却又取决于艺术构思。由此可见，构思正是将生活变成艺术的中心环节。在如何反映生活 的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偏重真实地摹写。当然在构思过程中不免 对生活素材有所取舍，有所剪裁，有所集中，有所生发；也不排斥发挥想象 的作用。一种是以表现理想为主，着重运用艺术的想象、联想和幻想，间接 地反映生活。《聊斋志异》中的多数篇章属于后者。作者虽有坚实的生活基 础，但他在构思时更多的是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努力开掘题材所蕴含的 意义，从而据此安排谲幻的场景，创造奇特的形象，设置离奇的情节。这里 不仅有“袖中乾坤”，而且有“腹中武库”（《采薇翁》）。采薇翁“脐大 可容鸡子；忍气鼓之，忽脐中塞肤，嗤然突出剑跗，握而抽之，白刃如霜。” 他有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腹中武库。在险遭不测的情况下，头断可复合， 腹裂而无血，且“其中戈矛森聚，尽露其颖”。有人认为这是一篇“胸中甲 兵”式的寓言，然而从虚虚实实、亦真亦幻的艺术构思来看，却是作者的独 创，幻想的奇特，绝妙无双。
在这里虚幻并非荒诞不稽、虚无飘渺的空想，它不是把人们引向茫茫太空，而是启发人们深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由于作者长期生活在底层，对市 井世俗、各色人等无不烂熟于胸，因此笔端富于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质朴的人 情味。仍以《巩仙》为例，如果说“袖中乾坤”的异想天开，正是对封建社 会等级森严这一本质的反驳。那么就题材而言，却是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司空 见惯的爱情悲剧的提炼。穷书生尚秀才和曲妓惠哥相恋，“矢志嫁娶”。然 而好景不长，惠哥因被鲁王召入供奉遂绝情好。寓质朴于神奇，正是这类作 品的风格特色。其中某些情节以白描的手法和朴素的语言描摹人情世态，可 谓刻画入神，力透纸背。如开篇写巩道人求见鲁王，“阍人不为通”，“中 贵见其鄙陋，逐去之；己而复来。中贵怒，且逐且扑。至无人处，道人笑出 黄金二百两，烦逐者覆中贵：‘为言我亦不要见王；但闻后苑花木楼台，极 人间佳胜，若能导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赂逐者。其人喜，反命。 中贵亦喜。”如此层层行贿，道士才得克服侯门似海之难，摄
此一瞥，对封 建社会的弊端，暴露得何其鲜明！袖里乾坤，中有天地、有日月，离人思妇 可任其往复自由。浮思翩跹，神奇色采盈目。惠哥十八入府，十四年后赖巩 道人神力襄助，得以与尚秀才团聚。其间写尚秀才虽白金、彩缎不为所动； 王“命偏呼群妓，任尚自择”，尚一无所好，惟坚持初衷：“但赐旧妓惠哥 足矣！”书生痴情，质朴、纯真之态可掬！奇谲和质朴貌似对立，被作者运 以巧思，化为形象，天衣无缝，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艺术的完美形成“看 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①。从而使这类作品呈现出奇、质朴和谐统 一的艺术美。
单纯的奇谲，能使人感到新鲜，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引起强烈的兴趣，从而得到一种审美的喜悦。但是这种审美作用不会持久，一旦读者追求欲望 得到满足，也就感到兴味索然。奇谲和质朴相结合，才能产生系人情思、耐 人寻味的艺术魅力。这样的艺术风格在审美价值上不仅超过单纯的奇谲，而 且也胜过单纯的质朴。蒲松龄的诗以质朴见长：或状物写景，或直抒胸臆， 很少雕琢夸饰。例如“黄沙迷眼骄风吹，六月奇热如笼炊。午时无米煮麦粥， 沸汤灼人汗簌簌。┅┅”这一类的诗反映生活艰难，好在本色、自然，有真 情实感，然而缺少新奇的美。“诗人所描绘的事物或真实之所以能引起愉快， 或是由于它们本身新奇，或是由于经过诗人的点染而显得新奇。”①《聊斋志 异》与蒲诗相比较，尽管体裁、样式不同，但是由于前者能够将质朴和奇谲 熔为一炉，因此在艺术造诣和审美价值上都超过了后者的成就。
含蓄和犀利的统一 我国历代诗歌的优良传统，都讲究艺术的含蓄。所谓“诗之至处，妙在含蓄”②，“不著一字，尽得风流”③，这是指诗歌而言。但是作为艺术美的一种特质，含蓄对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同样是必须具备的。《聊斋志异》 之所以耐人寻味，能够引起欣赏者的想象和联想，是和作品运用蕴藉深厚、 余意不绝的表现手法分不开的。在这里，含蓄既不同于浮躁浅露、竭尽无余，也不等于佶屈晦涩，莫测高深。《聊斋志异》含蓄的独特性表现为寓赏罚于 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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