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声姐写的报道
这是“长者同行”项目推出以来，大学生义工团队的第三次入户服务。为确保“口述史整理”的顺利进展，每次入户的大学生小组与老人结对相对稳定。所以，陪伴96岁王奶奶的两位大学生，是与她第三次见面了。
听说老人家在上周末病重差点走掉，姑娘心情沉郁了很多。陪老人归来的分享环节，同一小组的两个姑娘出现两种声音：一个噙着泪说，我们下次还是不要来了；一个说，越是这样她越需要多陪伴，我们还是来吧！ 内心最深处的感受，两人是一样的。
爱与陪伴，原是纯粹轻松美好的事情。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让持续的陪伴竟如此沉重。这是为什么？
也常有人问十方缘的义工，你们去陪临终老人，不怕吗？天哪，我想想都不敢去面对。 所以十方缘会强调，临终关怀有专业要求，义工先接受培训，才可去陪伴老人。这一要求，也是对义工本身最基本的呵护。
另一种情形，是经验越发丰富的义工在与老人相伴的画面中，绽放越来越多的喜乐，自在。即便相伴的老人不能言语行动，那份沉默中的同在也越发宁静，祥和一体。
所以，看似陪伴临终老人，其实是借由陪伴，照见内在对死亡的恐惧，排斥，也照见这恐惧与排斥的底端，一份更深的爱。借由对自身所有情绪与渴望的全然接纳，我们发展出平静的力量。如是，即便下一刻生命就要消逝，我也可以活出当下的安宁。
陪临终老人如是，陪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如是。
十方缘顾问委员会主席刘丰说，做好手边事，珍惜眼前人。眼前人，指的不是特定的对象，而是出现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
若是每时每刻所面对的人，我们都已足够珍惜，全然相待；那么，某一天，我或他离开，不再回来，曾经的相伴，也是值得庆祝的事。
如此说来，世间最深情的爱，就是像临终关怀一般待你。
愿世间每一次遇见，都被你我足够珍惜。
一
临终关怀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通常指由医生、护士、心理师、社工和义工等多方人员组成的团队对无救治希望、存活期限不超过3到6个月的临终患者提供特殊的缓和医疗服务，也包括对临终者家属提供身心慰藉和支持。无力回天的病患不必仰赖医疗技术和大量财力被动地延续生命，而可以凭借基础治疗缓解身体不适作为保证，按照自我意愿度完剩余时光。
临终关怀是现代西方社会对工具理性和现代性反思的产物，它打破了以医生为主导的治疗模式，将患者的意愿放到第一位。临终关怀挑战了两大习惯认知，一是西医理念：以延续生命为最高目标而忽略生命质量；二是传统孝道：将放弃创伤性治疗等同于放弃亲人生命。临终关怀回归到死亡本有的自然属性，强调生命是身心统一的整体，患者的精神层面受到重视，扭转了现代医学以笛卡尔身心二元论为基础的生命认知，将临终者从无望的机械性救治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支配生命的自由。
临终关怀在实践中呈现出高度的立体化和社会化，集中体现着社会人文关怀，自1967年诞生于英国，很快就遍及全球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福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 二
临终关怀将直接带来“五赢”局面。首赢家是国家。据卫生部资料：一个人一生健康投入的80%用于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意即临终救护占据我国医疗支出的最大份额。而在美国，用于临终关怀的每1美元可节省1.52美元的医疗保险费用，节约来源是病人的治疗费、药费、住院费与护理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实行临终关怀者比没有施用者少用2737美元，在最后一个月少花费3192美元。可以推知，我国如果推广临终关怀，必能节省巨额医疗开支、减少医疗浪费。此外，临终关怀具有公益性，能够吸纳社会慈善资金，构成社会医疗经费的有效补充。
其余“四赢”依次为：医院。临终关怀的开展有助于有限的医疗资源充分发挥效用，缓解医疗资源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落差。医护人员。有望减少大量的无望救治案例，有利于树立和维护医生的职业信心，减少医患矛盾。临终患者。拥有死亡权才是拥有完整的生命权，临终患者可以自主安排最后时日，避免破坏性的延命救治。家属。临终关怀机构与团队的介入，不仅弥补了现代家庭护理人员短缺且不专业的问题，而且提供足够的人力保障。临终关怀通常无需费用高昂的仪器设备，有效地缓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避免“死人将活人拖垮”的局面。丧亲者经由全程的专业帮助，可有效降低悲伤反应，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大大减少对社会的隐性损失。
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的。现代化给社会带来巨大变革，诸如人口不断膨胀并城镇化集中、家庭模式日趋核心化、人口高度老龄化等，这导致家庭传统的照护功能由强变弱，承受亲属死亡的能力衰退，这对社会和家庭的负面影响初见端倪，而未来形势更显严峻。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数据，我国每年新发肿瘤约312万例，因癌症死亡达270万例。目前需要“临终救护”的人口基数日益庞大，社会化的临终关怀服务日益凸显出巨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国的临终关怀研究和实践近年已见起色。港台地区率先出现专门的服务机构，尤其是台湾成立世界首家“生死学研究所”，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在临终关怀本土化方面有诸多贡献。大陆地区安宁疗养机构的出现晚于研究机构。1988年7月，天津医学院第一个建立“临终关怀研究中心”，不久上海创立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南汇护理医院，此后临终关怀服务初步在北京、上海等几大都市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全国各地建立的专业机构150多家，主要分布于大城市，正向部分中等城市延伸。自2001年，李嘉诚每年捐资逾1700万在全国17所重点医院设办免费的临终关怀家庭服务，成立了20所安宁疗养病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2006年4月，全国性行业管理的社会团体“中国生命关怀协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迈入一个新时期。
临终关怀事业也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卫生部1992年曾提出，准备将临终关怀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第三产业的重点之一，列入事业发展规划，促使其健康发展。2004年国内有地区在医院评审标准中新增临终关怀的内容，从政策导向上予以重视；2006年，国务院批准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和发改委、劳动保障部等十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明确提出今后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六项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支持发展老年护理、临终关怀服务，并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按规定给予政策扶持。 尽管如此，临终关怀事业在我国的发展仅处于起步阶段。以广州为例，目前仅有千分之一的末期患者能够享受到这一关照。当前研究的滞后和宣传的缺失，是临终关怀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能和作用的瓶颈所在。 四
临终关怀秉承“全人”的照护理念，其对象是特定文化背景、特定社会的人，基于西方文化背景诞生的临终关怀在中国面临本土化的问题，而不是医疗层面的教条照搬。尽管我们在实践和研究工作中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照搬西方居多，缺乏独创性，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少有得到开发和利用。
社会需要我们来思考：如何制定政策向“五赢”局面靠拢？如何整合医学、护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对临终关怀进行全方位研究？如何借鉴但不盲从海外的最新成果和先进经验？如何在民众中普及临终关怀的理念和认知？如何在家庭核心化的形式下统筹推行社会化的“养老送终”？如何将临终关怀和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如何以临终关怀化解安乐死的难题？等等。
在国际社会中，社会给予临终者的关怀程度和水平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与社会成员生命质量的重要指标。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目标下，“有尊严地活着”不应当仅指生命常态，还应包括生命的终结。我们既要有“优生”，也要能够“优死”。
临终关怀知识——给生命最后的安详
读完这篇文字，想到上个世纪，在西方出现了针对临终人士的安宁护理。目前，台湾地区医院也逐渐开始使用。前几天，参访慈济医院，见到有专门的护理病房。从医疗、人文等方面帮助临终人群，陪伴走完最后的时光。期待有一天，大家都会了解掌握这方面常识，成为我们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成峰法师
人们关于临终的认识普遍有很多误区，应该好好普及，不要给亲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一个遭遇车祸的22岁男性被送进了监护室，此时的他生命垂危，几乎不能说话。然后，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医院不允许家人进入病房看望这个随时会告别人生的亲人，在随后的时间里，也只允许一个亲人每隔2小时进去看望5分钟。在漫长的等待中，沮丧的女友只好回家了，父母也抵不住身心疲惫睡着了，直到护士通知他们病人已身亡时才惊醒过来。由于痛惜没能在最后时刻与亲人见上一面，说上几句告别的话，家属的悲痛骤然升温...
这还算不上残忍。在最后的日子里，病人常常得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一是过度治疗。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另一个极端是治疗不足，也就是说，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直到死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
那么，生命在最后的几周、几天、几小时里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一个人在临近死亡时，体内出现了什么变化？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才能给生命以舒适、宁静甚至美丽的终结？
临终期一般为10-14天（有时候可以短到24小时）。在这一阶段，医生的工作应该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转向“减轻痛苦”。
临终病人常处于脱水状态，吞咽出现困难，周围循环的血液量锐减，所以病人的皮肤又湿又冷，摸上去凉凉的。你不要以为病人是因为冷，需要加盖被褥以保温。相反，即使只给他们的手脚加盖一点点重量的被褥，绝大多数临终病人都会觉得太重，觉得无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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