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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抓到一两点。”李金池说，为了震慑流氓，常常抓住后是先打一顿，然后再扭送派出所。
1993年，衡水中学关闭校门，实行全寄宿、准封闭管理，要求所有学生一律住校。“扎紧篱笆，管理就方便了。” 但与落后的硬件水平相比，校园管理还不算多大的难题。当时衡水地区尚未建市，仍是个传统的农业地区，市区仅有三万人口。盐碱地里广种薄收，经济发展的落后也牵制了教育。戴藏云还记得，那时很多中学连一幢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教学和住宿都在平房里。
李金池穷得连一块砖都买不起，当时衡水中学一年的办公经费仅有一二十万元，仅够发教职工的工资。1993年，李金池听到一个消息——教育部正在酝酿建设1000所国家级示范高中。他认为机会来了。
他先在学校的大会小会上频频提及这个未经证实的事情，并勉励师生为之奋斗。当年教师节，衡水市委书记与市长都来到衡水中学考察。李金池重点汇报了衡中争创“国家级示范高中”的目标，他对领导说：“衡水地区必须要争取一所，衡水中学要担起这个责任。”
时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北的黄冈模式正风靡中国，凭着“奥赛、高考和教辅”三大法宝，黄冈中学缔造了基础教育的第一代“神话”，宣称“把中国考起来”。红火之时，黄冈中学不仅上央视上教材，大卖教辅试卷，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仅十余年后，学校每年效益就过千万，还到外地开分校。基础教育为贫困地区带来的名声与经济反哺，刺激了地方教育政绩观的兴起。 “国家级示范高中”这个饼画得很有诱惑力。戴藏云回忆当年一次全市干部会，市领导特别提及衡水中学，希望能把学校办好。经过李金池向市领导的多次请缨，衡水决定花力气办好衡水中学，校园硬件建设被提上日程。
“当时市里投资1200万，分三年支付。”李金池说，每年400万在当时的衡水已经非常可观，占去衡水地区每年财政预算教育支出的三分之一。第二年，衡水市财政困难，只拿出了200万元。为了保证工期，李金池开始东拼西凑，连一些低分生缴纳的“借读费”也拿了出来。资金到位之后，很快新的教学楼、图书馆都建立起来了。这些建筑衡水中学一直使用到现在。
事实上，“国家级示范高中”建设的政策并没有出台过。但李金池却凭借这个虚拟的幌子，完成原始积累。1995年，衡水中学成为衡水地区升学率排位的第一名。1996年，衡水撤地设市，衡水中学被划为市教委直管中学。借助扶摇直上的办学成绩，李金池又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提升衡水中学行政级别，以比肩其他地市的知名中学。1997年，衡水中学升格为正处级单位。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那就是善借外力。”20年后，李金池这样总结衡水中学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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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2011年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所做过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她最终考入了香港大学。 （网络资料图/图）
一切公司化
就连处理学生的早恋问题，衡水中学的量化也做到极致，如男女学生交往频繁，会酌情量化扣除班级德行分。 衡水中学开始腾飞的1994年，800公里外的湖北黄冈中学恰逢90周年校庆，黄冈市城区许多单位放假一天，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为其题词，七十多家中央及地方媒体蜂拥而至。 这样的殊荣，对衡水教育界构成了不小的冲击。置身于发达的京津唐工业区之外，经济指数全省倒数的衡水也在努力寻找出路，李金池和衡水中学也不例外。 对衡水中学而言，学习大城市高薪聘请名师自然是不可行的，衡水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李金池后来回顾的治校措施，更多是从衡水中学内部发掘潜力。“竞争是衡水中学发展起来的关键。”无论李金池还是衡水中学的老师们，都会这样总结。
“衡水中学管理的特点就是没有死角。”戴藏云说。所谓“没有死角”，就是实行全寄宿、封闭管理，在校内，学校全面安排学生的学习、活动和休息。而林林总总的校规细致到“能否带橘子进教室和穿短裤睡觉”。 流传于网络的一张课表，记录了衡水中学校园生活的紧凑，学生从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间9点50分，排得满满的。就算是晚间放学之后，学生也必须十分钟内跑回宿舍并上床休息。如果学生违反，将面临惩罚。 衡水中学的一天，是从操场上震天的口号声中开始的。每个班级音量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这个班级的量化考核分数。就算是站在操场上，每个学生手中也都拿着书本在朗诵，争分夺秒。就算是吃饭，学生们也是争先恐后跑去食堂，一度学校规定不许跑，甚至派人检查，仍然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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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衡中做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做得怎么样。”经典的“衡中三问”，是衡水中学学生头顶的“道德律令”。而激励人心的口号则见于每个班级和学校的各个角落，就连上楼的阶梯上都是各种各样的公式。积极、竞争，已经深入校园里的每个角落。
“衡水中学的管理说到底就是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这是一个钢镚的两个侧面。”李金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封闭管理是第一步，可以为学校营造一个单纯的环境。而要调动老师的积极性，量化考核则是不可或缺的。而有去过衡中的参观者认为，绩效量化其实就是借助现代公司手段管理校园，无止境地追求效率和数值考量。
从量化班级入手，班级的学习成绩、纪律、宿舍卫生状况，都会影响考核成绩。而考核的成绩直接与班主任、任课老师的绩效评定发生联系。“比如坐班，量化会具体到每个小时。”李娟曾在衡水中学任教10年，她说执行量化考核的是学校课少的音体美副科的老师和教务干事，他们统计成表并公布出来。
“学校利用了老师们的自尊心。”李娟说，量化考核鞭策结果是，老师只能拼命工作。
对于量化考核、坐班等措施，教师中不少人反对。“当时一些教师抵触，在背后骂我。”李金池回忆说。戴藏云觉得李金池有自己的政治智慧，他常常将一个制度先在学校中层干部会上透风，但并不急于实行，等到教师们下面骂完了，情绪平静后，他才突然宣布实施，反对的声音就小了。
除开硬的一面，李金池还有软的方法。推行班级量化考核，反对最厉害的是班主任，因为考核结果最终会落到他们头上，李金池一度将班主任的津贴从8元提高到40元。学校经济宽裕之后，他给教师们盖了住房，他和其他学校领导都靠后，好房子让一线的教学骨干先选。
统一的管理逐渐有了成果，衡水中学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从几人到了十几人。2000年高考，衡水中学力压石家庄二中这些传统名校，成为河北省的高考冠军。
“你们中要出更多的吴仪，要出更多的鲁迅。”戴藏云曾多次看到，李金池的一句话就能让台下的学生嗷嗷叫。李金池成为这个学校的标志。他每天早上会带领师生跑操，和5000名学生一起高喊口号。按照他信仰的“工作安排紧凑了就是激情”，衡水中学的时间表里每件事都被精确到了分钟。 就连处理学生的早恋问题，衡水中学的量化也做到极致，如男女学生频繁交往等“非正常接触”，会酌情量化扣除班级德行分。
2002年9月，中国教育报头版连续四天以《一个教育函数式的解读》为题报道了衡水中学办学经验，衡水中学声名鹊起，被称为“教育神话”。李金池还记得，当时学校里找他的电话都被打爆了。2004年，李金池从校长位置上调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那时他在衡水已经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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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衡水中学门前英才路两旁的围墙上贴满了被北大、清华等名校录取的学生照片，长达百米，蔚为壮观。 （CFP/图）
难道教育局管不了他们吗？
衡水中学等超级中学的“掐尖”，使得大部分县市中学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被业内人士形容为“站起一个，倒下一片”。“难道教育局管不了他们吗？”一份投诉材料这样写。
李金池离开衡水中学之后，他原来的下属张文茂接任衡水中学校长一职。这时候的衡水中学俨然是河北省内首屈一指的名校。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曾认为，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
而对于衡水当地而言，衡水中学无疑是手中筹码，如果运用得当，这将是小城最耀眼的“名牌”。
在河北，超级中学的苗头则出现在2003年。这一年石家庄二中成立分校，在河北教育界引发震动。当时许多教育专家已经预测到这将带来的“黑洞效应”和对教育公平的破坏。此后，河北省内的知名中学仍纷纷设立分校扩大招生。 当时，高考已经成为超级中学的秀场。人大附中、西工大附中、南开中学都已经形成气候。这些中学多分布在首都和省会，当时优质的师资和生源向大城市流动是趋势。相比而言，衡水中学面临一场逆流而上的战斗。
2006年9月，衡水中学将一所民办中学收入旗下，改名为滏阳中学，专门招收复读生。凭借衡水中学的名气，第一年就有近千人入学就读。利用生源的“马太效应”，衡水中学开始在河北省各个地市吸收生源。
“实际上，衡水中学能考上十几个清华北大，已经到了极限。”河北教育界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衡水中学原来的招生范围仅限全市，多数学生都来自于市区桃城区（原来衡水县级市）。衡水中学已经将这些学生的潜能最大程度挖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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