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处世思想
摘要：陶渊明年幼时，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藏书甚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藉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会了《老子》《庄子》，而且学会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然而政治的黑暗而压倒了“猛志逸四海”的人生理想，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最终选择了田园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
关键词：《桃花源记》 思想矛盾 崇尚自然 自由和谐 处世观念
退隐的陶渊明除了结交知识层的素心人并与之谈文析义外，也常与田父野老交往，饮酒谈农事：“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生活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真诚笃厚的环境里。正是有对这种生活的深入观察、体验和总结，陶渊明更深入地了解到社会的黑暗、百姓的疾苦及广众的喜怒哀乐与诉求，进而让思想得到了升华，逐步形成了“桃花源”社会之理想。
一、《桃花源记》
陶渊明长期生活在农村，在农村接近了人民，了解了人民的饥苦，与农村各层人民长期相处，休戚与共，有着密切的交往和真挚的感情，对他们的痛苦生活、美好愿望十分熟悉和了解。诗人在这基础上，设计出了“桃花源”这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把他的理想形象地表现《桃花源记》里。
《桃花源记》描绘出了一幅人们所憧憬的没有君主，没有剥削，没有战乱，人人自食其力，真诚相处，亲密互助的理想社会。但桃花源的草图里生活着的并不是神仙，而是普通的、保留了真淳的一群避难的人。如果说陶渊明归隐之初想到的还只是个人的进退与清浊，而到了《桃花源记》里设计的则是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民众的幸福了。
在这个“社会”里，“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有的是富裕、和乐而安宁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池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所得也全归自己所有，没有封建的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诗人指出这是一个“与外人间隔的“绝境”，是桃花源中人们的先世为逃避赢秦暴政而开辟起来的一个新世界。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这实际表明是一个与秦汉魏晋等封建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想世界。
这个世外桃源，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和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它和当时的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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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这是诗人田园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产者对造成战乱和贫困的封建社会所提出的抗议，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的愿望。它虽然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却启发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社会的黑暗，桃花源的理想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就像是点燃了一支火炬，通过桃源，人们可以对照自己生活的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从而激励人们奋起反抗。
世外桃源是陶渊明幻想出来的一个无君无臣的理想社会，一个平等仁爱的乌托邦。世外桃源是生活的福地，更是心灵的净土，是无为而治的美好家园，是老子迷恋的“小国寡民”。世外桃源就像一面镜子，以它灿烂夺目的理想光辉，反照出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充满剥削、压迫的罪恶本质。
二、思想矛盾
1.儒家的“用世”思想与道家的“避世”思想的矛盾。他在《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指儒家的六部经典。这极鲜明地反映了陶渊明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自然懂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更明白儒家标榜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我们看他的诗：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
显然，陶渊明年轻时也有过远大报负，梦想建功立业，展翅高飞。但是，他的理想并未成为现实。“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之二)，表现他曾经也有过功业未竞的焦虑。尽管他后来极力遮掩这一点，声称出仕只是为了糊口养家，但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初志并非如此。只是经历了仕途挫折后，他才归隐田园，并不是真的忘怀了现实，生来就要作隐士。
归隐田园，是对黑暗现实的另一种抗议。儒家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隐士出现的本身，就已证明了当时的现实是“天下无道”。
陶渊明的田园诗，既体现了道家崇尚自然的意识，又表现了心理上闲适自得的一面，特别是庄子顺应自然的宇宙观，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忘却世事，精神深处常常进行着“独善”与“兼济”、“出仕”与“归隐”的激烈斗争。他的诗句“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为什么有这种焦虑呢?正表明“仕”与“隐”的思想互相在斗争，他怕某一天改变心意出去作官，而辜负了现在的志向。
2.苦难的社会现实与乌托邦理想的矛盾。这深刻反映在《桃花源记》之中。桃花源的理想显然有孔子“大同”思想与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痕迹。但它的产生，不仅仅是对孔子、老子思想的简单复制，而具有时代特征。天堂的影子在人间，“桃花源”的设计正表明了当时广大人民摆脱苦难，建立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社会的愿望。东晋末年，士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人民背井离乡，逃避山林。陶渊明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村各层人民长期相处，休戚与共，有着密切的交往和真挚的感情，对他们的痛苦生活、美好愿望十分熟悉和了解。诗人在这基础上，设计出了“桃花源”这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但是，桃源理想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一点陶渊明也有自知之明，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再也找不到了。即使如此，桃花源的理想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点燃了一支火炬，通过桃花源，人们可以对照自己生活的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从而激励人们奋起反抗。
三、崇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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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渊明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其政治抱负，本是继承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归隐后却实践了“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陶渊明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悠悠上古，厥价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纂”（《饮酒》）。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其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然后上古之世，悠邀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田园生活，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
2.陶渊明崇尚自然，首先是其本性使然，如“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其次，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风云迭起（“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玄言盛行，老庄的隐逸是一种自我保全、超然绝俗的生活方式，这契合了当时士族文人的心理，为此出现魏晋名士追求遗世脱俗的风气，这一风气也影响了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心志。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玄言诗与玄学对其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不过，陶渊明自觉而巧妙地克服了玄言诗“理过言辞，淡乎寡味”的缺陷，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崇尚自然是玄学思想的内容，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美”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是指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而非近代所指的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真”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而庄子对“真”有更明确的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于俗，故不足”（《渔父》）。即“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这样以来，“自然”与“真”有相通之处，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
四.自由和谐
1.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
诗人避开了达官司贵人的车马的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这是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乡村生活的写照，透过文字我们看到面山结庐、抱膝吟歌、采菊观日、笑傲风月的隐者形象。静谧的山林和倦飞的鸟儿与诗人问答，这时作者的心境不是用语言所能描述的。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极力向往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愿望也可表现一斑。
陶渊明反复地歌咏田园风光的纯洁和田园生活的淳朴：“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陶渊明是一个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的人，实际生活的痛切体验和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深刻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理想：他主张任真自得，认为精神上的压抑和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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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都是违反“自然”的，故而视官场、仕途为“尘网”、“樊笼”；他反对欺诈和虚伪，向往一个世风淳朴、笃厚的社会，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真诚友爱，“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他反对浮虚放纵，认为“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提倡过俭朴而充实的生活。总之，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这样的理想境界与他从小熟悉、喜爱田园情景十分相近。在长期清贫、寂寞的耕读生活中，诗人更是不断地从自己切实的感受中去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质朴的美，以此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就像他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中领会到“真意”一样，诗人也在或弄琴读书，或斟酒自酌，或灌园种蔬??这种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仿佛走入理想境界。所以他说：“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其一）
2. 陶渊明身上既有魏晋名士的风骨, 更有安贫乐道、崇尚自然的品性。因为乐道, 所以能够安贫和固穷, 因为崇尚自然, 他能够求得身心的和谐, 以及心灵的安顿, 他是矛盾的, 他又是统一的。他善于思考, 又能够将思考的结果付诸实践陶渊明的思想核心是崇尚自然, 而“和谐意识”正是萌发于他的自然观念。古往今来, 人们对理想社会形态有过许多大胆的设想。儒家的理想社会形态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道家的理想社会形态是: “小国寡民”。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 不相往来。儒家社会理想形态过于理想化, 忽视了个人合理的利己欲望和本性。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形态则过于消极, 排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拒绝时代潮流以及人类的社会化过程。陶渊明在接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同时, 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理想: 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这个社会显然没有战争和硝烟, 没有虚伪和欺诈, 没有等级和贵贱。在这个社会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和谐的。
五、处世观念 1.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在29岁时为谋出路而开始踏上仕途。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便辞官而归，在家闲居了六、七年。到三十六岁那年，才作了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再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一年后又辞归。
同年八月，有幸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了彭泽县令。但任职才八十余天，却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又恰逢郡派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陶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他最终还是同黑暗的官场进行了彻底的决裂，从此，抛弃了功名利禄，一直归隐田园,彻底结束了13年的仕宦生活。
此前，陶渊明曾不断地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出比较和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欲归隐。在经历了一番仕与隐的亲身体验和贫与富的思想交战后，陶渊明最终深深地感到了世俗与自己那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既然自己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于世俗，且只能坚决地辞官去追求自身的道德完善和人性的复归了。
2.固穷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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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彭泽令后的陶渊明，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清苦生活，这期间也有过再度出仕的机会，但他都断然拒绝了。晋朝末年一次征他为著作佐郎，他未就，直到晚年贫病交加时仍坚持“固穷安贫”的品格红线。一次“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
他四十四岁时不幸的家中大火灾，使其生活的境况雪上加霜，以至处于“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之境。因为他力图永远摆脱腐败庸俗的官场那更大的痛苦，故仍能在精神上恬然自适地安于大自然的怀抱。在退隐的田园，他躬耕陇亩，乐与乡亲们共话桑麻，同农民们保持着融洽亲切的关系，得以施展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成为了一代受人敬仰的独特文学家。
3.淡泊名利
陶渊明实践了淡泊名利的事功思想,把秦汉以来的淡泊事功的精神推向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度。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他对当时的政治保持着清醒认知,决然不为名利而丧性损身。他在《咏贫士》中云:“好爵吾不索,厚馈吾不酬。”《五柳先生传》中五柳先生的:“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些体现了他对生前之名利的淡泊。对身后之名,他也视若浮尘。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云:“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和刘柴桑》云:“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从他四仕四辞,最终决然归隐,都自然而忠实地实践了这一淡泊名利思想。
陶渊明时代，因官场缺乏良善的道德基础，官位和官者无法获得正直士人的精神认同。人们在“道”与“势”的面前，在是屈服于政治势力还是听从于道德良知的问题上最难抉择。陶渊明显然选择了后者，且选得那样的果敢坚决，那样少有的淡然宁静；他遗弃了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换来了一个纯洁的“真我”，而成为了隐士中的楷模。他在躬耕劳作的田园中找到了另类的生计，找到了真诚的友谊，找到了有意义的生活内容，也找到了人生的依托。
参考文献：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陶渊明集》逯钦立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社 《自然的神韵》王凯著，人民出版社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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