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甘薯可能是由葡人传人；也可能是由闽南传播。屈大均《广东新语》序，作于康熙1700年，卷二十七页廿九下：“番薯近自吕宋来，??切为粒，蒸曝贮之，是曰薯粮。”吴方震《岭南杂记》(《丛书集成》本)页四十一：“番薯有数种，江浙间亦甚多而贱，皆从海舶来者。形如山药而短，皮有红白二种，香甘可代饭。十月间遍畦开花，如小锦葵。粤中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有切碎晒干为粮者，有制为粉如蕨粉藕粉者。”
兹将见诸方志的甘薯俗名列举如下：
(一)嘉靖1563年《大理府志》卷二：“白芋、红芋、紫芋。”
(二)万历1574年《云南通志》卷三，姚安州，景东府，顺宁州，“红薯”。
(三)万历1594年后福州一带称甘薯为“金薯”。
(四)万历1595年《普陀山志》卷二页四十三下：“番芾来自日本，味甚甘美。”
(五)万历1606年福建《古田县志》卷五页廿四上：“薯，似山药而大，有红白二种。”
棣案：此为东南沿海俗称，甘薯为“红薯”、“白薯”最早之例。
(六)崇祯1629年《闽书》，“番薯”为早期通称。
(七)崇祯1629年江苏《太仓州志》，“红山药”。
(八)康熙1683年浙江《永嘉县志》，引在乾隆1761年《温州府志》，“番荠”。
(九)乾隆1747年湖南《长沙府志》，“粤芋”。
(十)乾隆1752年云南《陆凉州志》，“山芋”。
(十一)乾隆1760年江苏《崇明县志》，“番芋”。
(十二)乾隆1772年浙江《奉化县志》：“番芋，种来自日本。”
(十三)金笺门，《海曲拾遗》(嘉庆1812年)，卷六，论江苏南通州一带物产：“甘薯，俗呼番芋。江船贾客以其音不利，遂改为山芋。种得自舟山，今江北高原皆种之以佐餐。”
(十四)嘉庆1812年安徽《黟县志》，“朱薯”。
(十五)道光1828年广西《康远府志》，“黄薯”。
(十六)道光1830年山西《大同县志》卷八页廿三上：“白薯，俗名回子山药。”
棣案：西北一带不乏称甘薯为回子山药者。如光绪1879年甘肃《丰镇县志》，卷六。
(十七)道光1838年河北《新城县志》，卷八，页四下：“薯，本作藷，一名番薯，一名土瓜，一名地瓜，一名红山蓣。”
（十八)陶澍，《陶文毅公全集》 (1839年后刊本)，卷廿六，页一上至三下，详述温、台一带之人至皖南山区广植“山薯”。
(十九)同治1864年山东《宁海州志》，“玉薯”。
(二十)同治1870年湖南《江华县志》，“黄薯”。
(二十一)光绪1895年四川《叙州府志》卷二十一页四下：“甘薯??大者名玉枕薯，按各厅县皆产。”
(二十二)光绪1902年贵州《仁怀厅志》，“黄苕”。
(二十三)徐有榘，《种薯谱》(朝鲜，1834年)，页二上至三下，“甘薯”，“番薯”，“红山药”，“赤芋”，“琉球芋”，“番茄”。
计甘薯名之可考者，共二十六：(一)甘藷，(二)白蓣(芋)，(三)红蓣(芋)，(四)紫蓣(芋)，(五)红薯，(六)白薯，(七)甜薯，(八)金薯，(九)番薯，(十)红山药，(十一)番芾，(十二)番荠，(十三)粤蓣，(十四)番芋，(十五)山芋，(十六)朱藷，(十七)黄薯，(十八)回子山药，(十九)土瓜，(二十)地瓜，(二十一)红山蓣，(二十二)山藷，(二十三)黄苕，(二十四)赤芋(朝鲜)，(二十五)琉球芋(朝鲜)，(二十六)番茄(朝鲜)。
甘薯在18世纪传播日广，固与人口增加，食料需要日广有关，但也部分地由于官方的倡导。如陈宏谋抚陕，于乾隆1745年明令治下州县认真引进薯种，教民种植。其文集《培远堂偶存稿》(无确切刻刊年份)，“文檄”，卷二十，页一上至一下：
“甘薯??俗名番薯，又名红薯??其种来自海外，闽广最多，浙江之宁波、绍兴，江南之崇明，河南之汝宁、汝州，江西之广信、赣州、南安皆有之。近来江北亦皆试种。”
并正式命令：
“正杂各官，有闽、广、江、浙、蜀、豫之人，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如署中有能知种法者，竟可散之民间，教人种植，费力无多。一年生薯，其藤无数，一处得薯，到处传种，不几年而遍一邑矣。”
案，陈宏谋历任封疆二十年，以身体力行闻于当世，终拜大学士。1745年冬十二月，其下属官确已自江、浙、豫、蜀等省“购觅薯种，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故此类官方倡导，决非衰世一纸空文所可同日而语。
嗣后，乾隆十七年(1752年)，直隶、山东等省又推广甘薯的种植。终18世纪，督抚以下各省大吏，如布政使、按察使之流，亦不乏热心倡导广种甘薯以备荒者。乾隆皇帝本人，鉴于1785年河南夏粮歉收，亲下谕令。豫抚毕沅，虽对人民生计之关怀远不如陈宏谋，亦不得不认真推广甘薯的种植。当18世纪太平盛世，官方三令五申地督倡，的确起了积极的作用。
不过，在农作物发展的历史上，官方倡导虽能起作用，但新作物之所以能不断地被农民接受，还是要看它的经济价值。自18世纪中叶直至太平军起义，甘薯随着玉蜀黍，逐步进入长江内地的丘陵地带，特别是集中在川、陕间的山地，湖北省西南部的山地，和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的山地。为避免重复，这一段甘薯传播的历史，将在下两节讨论玉蜀黍和马铃薯时再较详讨论。
总之，四百余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朝鲜“湖南按察使”徐有榘，在1834年编辑了一部《种薯谱》，曾征引了1765年某朝鲜大员派人赴日本引进甘薯时所作的一首诗。前两句：“万历番茄始人闽，如今天下少饥人。”这首诗虽稍有夸张，但最能说明甘薯的历史作用。直至今日，甘薯是我国最重要的辅助食粮之一。由下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甘薯的产量在世界上占有压倒的优势。
表二 世界甘薯生产概况(1973年)
播种面积(公顷) 公顷平均产量(公斤) 总产量(公吨)
全世界 15069000 8850 133366000
中国 28100130 9399 111000000
日本 90000 22222 2000000
美国 51000 10932 561000
资料来源：同表一。
(三)玉蜀黍
早在1906年西方著名汉学家和人类学家洛佛(Berthold Laufer)，初露头角，撰了一篇《玉蜀黍传人东亚考》。这篇文章不是他成熟之作，主要的史料是根据陈元龙所辑，1735年问世的《格致镜原》。《格致镜原》所引最重要的原始史料是明代杭州学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序作于隆庆1572年)。此书，卷二十六，“御麦”：
“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
洛佛所用西文资料，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士厄拉达(Martin de Herrada)的追忆录。厄拉
达曾于1575年随中国访菲官员匆匆访闽，途经漳州、泉州和福州。据厄拉达，当时中国政府每年所征的玉蜀黍实物租税已超过两千万hanegs(每一haneg略等于1．6英国bushels蒲式耳)15。
少壮的洛佛虽对中国原始史料尚不熟悉，虽尚不能洞悉厄拉达所言玉蜀黍实物税额的荒谬，但对《留青日札》中“出于西番”一语非常重视。因此，他又征引了几种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年西方人对西藏、西康、云南、海南岛的游记。洛佛最后的结论是玉蜀黍是在16世纪经缅甸输入云南和中国内地的；在作物传播的历史上，一般而言，陆路传播优于海路传播。此文虽史料不足，不免错误和偏激之见，但已呈现出洛佛治学的魄力和权衡轻重的能力。
上节讨论甘薯传华所引嘉靖1563年《大理府志》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卷二提到：“来麰之属五：大麦、小麦、玉麦、燕麦、秃麦。”李元阳另撰的万历1574年《云南通志》，卷二，已经种植“玉蜀黍”的地区有云南府、大理府、腾越州、蒙化府、鹤庆府、姚安府、景东府、顺宁州和北腾州。其中六个地区同时已种植甘薯(红、白、紫蓣)。不用说，“御”字很早就被同音的“玉”代替，而且在明代正式植物学名称，是玉蜀黍，也离开了原来的“御”。鉴于葡人远洋航行对食物作物的极端注意，在亚洲拓殖的积极，和当时滇缅商务交通的频繁，玉蜀黍先传进云南是非常合理的。
初看令人惊异的是，据我遍检北美各馆所藏中国方志之后，玉蜀黍最早的记录是在嘉靖1555年的河南《巩县志》，卷三，页一下。“谷类”列有：“黍、稷、稻、粱、粟、麻、菽麦、荞麦、秫、麰、稗、豆。”在“谷类”的最后才是“玉麦”。巩县位于洛阳与郑州之间，距云南边徼和闽粤沿海都很远。要了解玉蜀黍在巩县留下了最早的纪录决非偶然，我们有必要简单讨论明廷和西方的关系。
《明史》卷三百三十：“西番即西羌，种类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案明代的陕西就是清代的陕甘，包括陕西、甘肃两省。《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茶法”：“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佘里。”换言之，从甘肃中南部兰州、巩昌(府治在今陇西)南越岷山，顺四川盆地的西缘南下进云南境。茶马市北方的重点在甘肃的秦州和青海的西宁，南方的重点在成都西南的雅安、荣经、汉源。再往西即是朵甘，朵甘就是西康，更西南就是乌斯藏。《明史》卷三百卅一最后小结：“初，太祖以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辄授官。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案：清代曾改为塔门县，属雅州府]，令以马市，而人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以故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这种制度化的、专为西番而设的茶马市是玉蜀黍向京师和中国内地输进的可能媒介之一。
另一更大可能传进的媒介是明代云南诸土司。真正的“西番”算是“西域”的一部分，“西域”在明代算是“外国”。而云南诸土司却是明帝国的一部分，决不是“外国”。《明史》卷三百十三《云南土司一》：“盖滇省所属多蛮夷杂处，即正印为流官，亦以土司佐之。……永乐以后，云南诸土官州县，率按期人贡，进马及方物，朝廷赐予如制。”按前代定例，土司们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明代官书中，除注明某些土司进贡“驯象”、“象牙”、和“金银器”外，对经常所贡的“方物”从不列举。康藏的西番仍以游牧为主，高原苦寒，种植不外青稞(高原大麦)，偶尔辅以荞麦、燕麦之类，而且距滇缅大道较远。云南的少数民族大都早巳从事农耕，而且经常与缅甸、印度交换物资。气候又较温暖，适宜玉蜀黍的生长。所以我认为玉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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