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比较文学 -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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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终其一生，念念不忘打通中西。针对欧美新学（即20世纪西方文论），他一再说要“打通”。

此话他在多种场合讲过。说的周全一些，又分三层，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请注意：其中包含了钱锺书有关“比较文学”的研究原则。

1993年冬，我在北京购得《管锥编》五卷本，打算花2年功夫，认真通读一过。于是去钱府，请先生亲笔题词。老人题了词，又对我说：新学不易通，你要花力气，用力咯打。按：老人是无锡口音，“打通”二字，音似“当冬”。

钱氏“打通”方法，始于何时？成于何处？我经多年调查，以为离不开清华、牛津，西南联大这三个所在。分头说明如下。

钱锺书与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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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新生的梦想

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外文系。此时清华，代表中国现代知识理想，开创研究生培养体系。它在制度上，因能广纳新知，融会中西、为我所用。上述特征，窃以为离不开陈寅恪、吴宓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或者说，若无陈吴二师，钱锺书的“打通”，便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考证如下：

吴宓先生1918年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名师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bitt），并与陈寅恪结为至交。1921年，吴宓获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回国任英文教授，并创办《学衡》杂志。

1925年初，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吴宓出任主任，礼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导师。陈寅恪先生遂从德国柏林大学返回清华园，与吴宓比邻而居。

据吴宓《空轩诗话》记载：“宓於民国八年，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学识”。1961年秋，二老在广州中山大学白头聚首。吴先生发现：“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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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之中国文化本位论。”

何为文化本位？我们知道，陈先生谙熟国史，精通外文，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原因。如此本位精神，套用陈先生的文言，即“中体西用资循诱”。

留学哈佛的陈寅恪与吴宓

再者，陈先生治学之道，垂范后世。譬如研读《高僧传》时，陈先生围绕“译经传播事者”评论道：“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其害，则辗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原因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赵按：此一金玉良言，涉及“文化比较”，当为我辈奉为比较研究之首要原则，即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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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文学之上，还有比较文化、比较文明。

作为陈吴二师的好学生，钱锺书之于我辈，不但更近一层，也更多现代色彩。他对我的启迪，首先是他承接吴宓打通中西之志趣，身体力行，成就大家典范。

白璧德（Irving Babbitt）及其《批评遗产》

钱锺书1929年考入清华外文系，受业于吴宓，至1933年毕业。根据他回忆说：“我这一代中国青年学生，从吴宓那里受益最多。他最先倡导比较文学研究。”（见上海《天下月刊》1937年4卷427页）

提醒大家：吴宓先生从哈佛白璧德教授那里，带回了语言文化的比较方法。所以他白文半白，提倡“择善而从、比较出新”。这一新学方法，传到钱锺书手中，却被浓缩成一句白话，就是“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