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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人生价值取向 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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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史述九章》看陶渊明人格取向?

嘉兴学院平湖校区 鲁云华

[摘要] 陶渊明《读史述九章》是一组专咏司马迁《史记》人物的诗歌。这些人物,有反对暴政,崇尚王道的,如伯夷、箕子;有忠君爱国、身遭不幸的,如屈原、贾谊;有肝胆相照,互为知己的,有鲍叔、管仲;有避世远祸,隐逸田园的,如张长公等。陶渊明通过歌吟古代历史人物,流露了他反对暴政、渴望清明政治的理想,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选择归隐表达他不满时局、独立高标的价值取向。

陶渊明平生喜欢读书,在《饮酒·少年罕人事》一诗中,陶渊明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在《五柳先生传》中他又自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说自己不喜世俗交往,也不慕荣利功名,却喜欢读书自娱,每当在读书中获得新的体会,便兴奋得连吃饭都忘了。

陶渊明喜欢读书,依据他诗文所引用的典故来看,他读过的书很多,有经书,如《易》、《诗》、《礼》、《乐》、《春秋》;有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左传》、《尚书》;有子书,如《论语》、《庄子》、《孟子》、《韩非子》;还有其他的书,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汉赋、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的诗文辞赋。可以说,陶渊明是古代的一位学者,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也是一个书倦气极重的文人。

陶渊明读书常怀想往事,追慕古人,故常有感而歌咏,或诗或文。《感士不遇赋》是他读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子长的《悲士不遇赋》“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感叹古代忠良之士命运多舛;《闲情赋》是他读张衡的《定情赋》、蔡邕的《静情赋》而“染翰为之”,以防闲爱情流宕;《读山海经十三首》是他读《山海图》、《穆天子传》,“俯仰终宇宙”,乐而作之;《咏二疏》是他读《汉书·疏广传》而作,赞疏广、疏受功成自退的行为;《咏三良》是他读《左传》而作,感叹秦穆公时的三位忠臣因忠义而从死殉葬的悲剧;《读史述九章》是他“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

陶渊明喜欢读《史记》,也敬仰《史记》中忠义正直的历史人物。他有一组专咏《史记》人物的诗,即《读史述九章》,以时代先后为次,分别是《夷齐》、《箕子》、《管鲍》、《程杵》、《颜回》、《屈贾》、《韩非》、《鲁二儒》、《张长公》。《史记》凡传七十篇,所传写的主要历史人物二百多位,陶渊明何感述其中十多位。葛立方曰:“观渊明《读史述九章》,其间皆有深意”。1细较《史记》人物事迹与陶渊明诗歌之发微,其“寄托灼然,一望可识”,2清吴菘《论陶》曰:“《读史述九章》,言君臣朋友之间,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回感激,悉以自况。”3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些古人身上找到陶渊明的影子,也可以了解陶渊明的人格取向。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晋宋变易之际,社会动荡,政治矛盾重重。晋室“自中兴以来,治纲大驰, ?

鲁云华,女,1965年出生,浙江嘉兴学院平湖校区中文教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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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4,朝野倾轧,暴乱四起,权臣乘机拥兵自重,觊觎王室,先有桓玄,后有刘裕,终至晋室灭亡,南宋建立。

面对这样的时局,陶渊明深感不满,他崇尚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慨想黄虞。《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兮!’遂饿死于首阳山。”陶渊明《夷齐》则曰:“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陶渊明盛赞伯夷与叔齐,在“天人革命”之际,不为利动,傲视功名富贵,反对以暴易暴,为追寻黄虞仁爱正义之道而不惜牺牲生命,其高风亮节不是世俗之人可及,且能激励懦夫。陶渊明赞赏这两位先人,折服这两位先人,内心里也以他们为榜样,现实中,陶渊明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据章培恒先生《陶渊明年谱简编》,陶渊明曾四次出仕为官。一次是二十岁,开始游宦,以谋生路。二十二岁结束“薄宦”归家。第二次是二十九岁那年,起为“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第三次是四十七岁,入桓玄幕三年,五十岁因母孟氏卒而归家居丧。第四次是五十三岁,是年春夏间任镇军刘裕参军,近一年时间。次年三月,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八月,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程氏妹丧于武昌,自免职,归隐,从此不仕。六十四岁时,有诏征著作,称疾不到,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寻阳三隐”。陶渊明一生活了七十六岁,在职为吏前后不到十年。陶渊明出世为官一方面是因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另一方面是因为陶渊明和伯夷、叔齐一样“慨想黄虞”,然而所遇非人,先是桓玄,后是刘裕,都是拥兵自重、伺机谋逆篡权之人,所以,他借口“不堪吏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而解印绶去职归乡。陶渊明隐逸田园,人们一般感受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宁静悠远,却不知他“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无奈,然而,即使贫困至乞食,他依然“竟抱固穷节”,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伯夷叔齐的影响。

陶渊明深切的忧虑国家的前途,却又深感无可奈何。他在《箕子》中感叹:“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僮之歌,凄矣其悲。”关于箕子,《史记·殷本纪》、《史记·宋微子世家》都有记载。《史记·殷本纪》曰:“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史记·宋微子世家》曰:“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僮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微子审时度势,知不可为而离去。比干忠贞坚持,力谏而被杀死。箕子即不原离去,又知不可谏,唯有佯狂为奴,苟且而生,隐忍而活,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陶渊明借咏《箕子》,流露了深切的亡国之哀痛。陶渊明也正处在一个“天人革命”之际,弃离而去,心犹不舍,留存下来,面对昏君衰国,却又无何奈何,箕子佯狂,陶渊明唯有隐逸田园、饮酒读书,结庐人境而心远尘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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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苦闷和孤独的,他的“慨想黄虞” 政治理想,他的悲痛国运衰微的爱国情怀,并不为朝廷所理解,在这样忠奸不分、是非不明的强权政治下,陶渊明的一片赤诚忠义无人明白,于是,屈原和贾谊成为陶渊明自我信仰的精神支柱。

屈原和贾谊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把这样两个不同时代的文人合为一传,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他们同为朝廷忠臣,却遭朝贵谗毁而有才不得其用。屈原“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贾谊“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却因周勃等人的诬陷而“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司马迁对屈原、贾谊的怀才不遇、一生坎坷,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同时,在叙述两人事迹的“字里行间亦流露着作者个人的无限身世之慨”5。陶渊明作《屈贾》又何尝不流露着个人的无限身世之慨呢?“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鵬献辞。”屈原、贾谊品性高洁,身为臣子,心忧朝廷,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渴望如稷契般受到君王的重用和信任。可叹的是两人生不逢世,横遭妒忌和猜疑,失去君王的宠信,两人内心的苦闷和彷徨无人明白,唯有通过诗文来告白,然而,他们终于在孤独与寂寞、忧郁与苦闷中逍逝了他们的生命。陶渊明虽不曾像屈原贾谊那样有机会发挥他的政治才干,但他引屈原贾谊为知己,深切同情他们不幸的遭遇,也悲鸣自己虽“进德修业”、才高质洁却沉沦下僚不为时用,其内心的苦闷彷徨又有谁知晓?又有谁能来抚慰?

陶渊明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渴望知音。他在《管鲍》一诗中深切地流露了他对知音的渴望:“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管仲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他感慨“知人未易,相知实难”,人们往往初交时淡而且美,深交则常因利益冲突而恶交,能像管仲与鲍叔这样“相知”而“令名俱完”的实在难得。管仲与鲍叔牙的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长大后,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齐公子纠,各司其主。后来公子纠死,管仲被囚,“鲍叔遂举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曰:‘吾始闲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管仲、鲍叔之事因《史记》而成历史佳话,是古代文人相交的典范。陶渊明渴遇知音,他一生中不乏朋友,如颜延之、王弘、羊松龄、庞遵等,但多为喝酒朋友。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王弘常送酒给陶渊明,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6;羊松龄、庞遵等与陶渊明常一起饮酒,“既绝州郡观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7然而,朋友虽多,知音不多,无人能真正了解陶渊明,真正能走进陶渊明的内心。陶渊明曾写过十多首赠别诗、唱和诗,这些赠别诗、唱和诗无关友情,大多是他向朋友表明他对 “天道”的感叹,“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8对“黄虞”的慨念,“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9;对圣人的追远,“谈谐无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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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圣人篇”10;对时运的抱怨,“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等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陶渊明强烈的入世情结,他通过这些赠别诗、唱和诗试图让朋友了解自己的心志,但他们似乎不能理解陶渊明,也无法走近陶渊明,陶渊始终是孤独的,所以,他只好“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11归园田躬耕南亩了。

陶渊明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他渴望建功立业,有所成就,但他最终选择了归隐,一方面是无人赏识他,了解他,重用他,让他感到人生的寂寞与悲哀;另一方面,十多年的仕途生涯,让他深感时运的艰难、世道的黑暗和“心为行役”的痛苦,无以解忧,唯有隐逸远祸。

他在《韩非》一诗中这样吟道:“丰狐隐穴,以文自残。君子失时,白首抱关。巧行居灾,忮辩召患。哀矣韩生,竟死说难。”对韩非的遭遇,陶渊明深表同情,他认为韩非是一个悲剧人物,如丰狐因皮毛美丽而受害一样,韩非因其有辩才而招祸,有才反倒害了他。韩非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是韩国人,“喜刑名法术之学,善著书。”著有《孤愤》、《五蠹》、《内外篇》、《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秦王读其书后,感叹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并因此发动战争,攻打韩国,可见,韩非辩才之利害。然而,正是因其辩才而招致李斯的妒忌诋毁,终被秦王赐死。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这是韩非的宿命,也是历史的悲剧,历史上有多少人像韩非那样有德无时、有才无运,而白首无成,甚至因才而招祸!从韩非的遭遇中,陶渊明明白无用是一个人最大的幸事。这也就是为什么陶渊明在经过内心的矛盾冲突后归于平淡,远离世俗社会,走向田园。

解甲归田,隐逸不仕,陶渊明不是第一个,在陶渊明之前已有春秋之长沮桀溺、汉之张长公,陶渊明常以他们自勉,特别是张长公。《史记》对张长公的记载很简单,只在《史记·张释之列传》中附带一笔:“久之,释之卒。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然而,陶渊明非常欣赏张长公,反复写诗歌咏他。《读史述九章·张长公》曰:“远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多端,皆为我异。敛辔曷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扇上书赞·张长公》曰:“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盛赞张长公品格高远,不同流俗,与世俗格格不入而解甲归田,过着远离尘世的隐逸生活,悠然自在。陶渊明在仕与隐之间徘徊犹豫,但最终坚定归隐,不再出仕,可以说,张长公是最终坚定他归隐决心的古代隐士之一,也是隐渊明最终矢志不渝隐逸田园的楷模之一。

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归隐,这是一种理想无以实现后的无奈选择,也是一种与世俗相抗衡的抉择。陶渊明身处在一个暴虐的时代,他却渴望着“桃花源”的社会,他的理想注定是要破灭的,他的人生注定是要失败的。当理想破灭人生无望时,抛却尘世的烦恼,悠游于山水自然之间,可以暂得生活的乐趣,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Seeing Tao Yuan-ming personality orientation

From the 《nine chapter of reading and st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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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ne chapter of reading and stating the ?》 of Tao Yuan-ming is a group of poetry about figures of Si ma-Qian's 《Shi Ji》 . These figures, there are opposed to tyranny, advocating Wang, such as Po, Chi-tzu; a patriotic loyalty to the emperor, the body was unfortunate, such as Qu Yuan, Jia Yi; the Gandanxiangzhao each other confidante, there are Bao Shu, Guan Zhong; a Masquerade much trouble , Seclusion pastoral, such as the public and so on Chang. Tao Yuan-ming Song of ancient history through the figure, reveals that he opposed tyranny, eager to clear and bright political ideals, when the ideal can not be achieved, he chose to express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Hermitage, independent of high underlying valu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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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513 2

《陶渊明资料汇编》(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1月 P370 3

《陶渊明资料汇编》(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1月 P370 4

范晔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年 P27 5

韩兆琦 《史记评注》 [M] 岳麓书社 2004年5月 P1197 6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陶潜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608 7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163 8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108 9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161 10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P115 11

袁行霈 《陶渊明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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