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管理史

期末作业考核

《中国教育管理史》

满分100分

一、判断题（每题4分，共20分）

1．兵家提出了“奇正相克”的管理思想。 （ × ） 2．在清末时，对于教师的学历和资格已有了明确规定。 （ √ ） 3．西周时期的视学制度，是为了表示统治者“尊年敬德”和“尊教重道”。 （ √ ） 4．“焚书坑儒”的“焚书”是将所有法家以外的书籍都焚烧掉。 （ × ） 5．儒、墨私学在招生原则上完全相同。 （ × ）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50分） 1．什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或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所谓中学或旧学，系指传统儒家的经、史之学，是中国的固有文明或国粹；所谓西学或新学，系指西文、西艺或西政，它以可以物化的西艺为内核。至于“体”和“用”，它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古老的范畴：前者指本质或根本；后者指形式或效用。总之，中体西用即是：在保存或维护中国古老的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学习或仿效西方的物质文明。

“中体西用”是在试图不触动封建专制和不改变传统的纲常伦理的前提下，来完成社会变革。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其最终结果也只能以失败告终。但其积极的、进步的思想已逐渐被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在它的指导下，才有了西学的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创办。 2. 简述张之洞整顿、改革传统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前，张之洞的教育管理思想主要属于传统的“经世致用”派。他“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且注重培养“通经学古之士，经世致用之才”。但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及自身政治阅历的局限，张之洞还只是对传统教育的不良现象进行整顿，而未对传统教育本身进行改革。

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是张之洞洋务派教育管理思想的开始形成和不断发展时期。他认为传统书院不足以担负起培养新式人才的重任，而需对其进行改革。将沦为科举附庸的传统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自1898年开始，张之洞要求对传统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度进行改革，考试应以实学实政为主。其后，他又要求立罢武科，按科递减科举取士名额。在他与袁世凯等人的请求下，清政府终于宣告自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

3. 简述儒家私学教学管理的特点。

儒家私学的教学管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但在教学过程表现出一些合理的教学计划性和原则性：其一，“四科”、“六艺”教学计划的实施，“四科”主要指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四科；“六艺”主要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其二，以问难、讨论为主的教学方法。其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

合的管理原则。

4．书院的教学组织管理有何特点？

（1）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书院既是教育教学机构，又是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书院制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书院的主持人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甚至是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书院往往就是某一学派教学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课程设置相对明确。主要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后伴随着理学的发展和兴盛，理学大师朱熹编著的《四书集注》也成了书院学生学习的主要教材之一。当时的理学大师、名儒之著作、讲义、语录等常常是书院的重要读物。

（3）门户开放，自由讲学。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非常重视学术的交流和论辩。这其中最突出的做法就是形成了讲会制度。讲会是师生论辩讨论的最佳场所，讲究民主，学术活跃，非常注重讨论问难、互相启发。特别是南宋以后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争辩，而且常与地方上的学术活动紧密配合，使书院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这种允许不同学派进行会讲，开展争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尽管这种“百家争鸣”的范围十分有限，但较之一般官学却自由得多。

（4）教学形式灵活多样。书院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而以自学为基础。同时，教师还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读书和研究学问方法的指导，倡导学生、师生、师友之间开展学术争辩，以培养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实际书院的教学并不局限于书院内部，祭祠、展礼、悠游山石林泉，以及游历名山大川，考察历史名物等都可看作是教学形式。还有外出访学、参加会议等。正是由于教学形式的多样化，对学生的考核多重平时表现，不仅视其学业，尤重人品与气节的培养。

（5）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间的感情相当深厚。大师以“人师”自律，弟子以“正其谊不谋其利”的“醇儒”自策。教师热心育人，学生虚心求教，尊敬教师。因此，中国教育史上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体现得十分突出。

5．简述《壬寅学制》的主要内容。

癸卯学制是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于1904年主持拟定的名曰《奏定学堂章程》，因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亦称为1904年学制。它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校系统。

这个学制将学校教育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六级，共25～26年。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 5年，属普及教育性质，宗旨是“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视地方情形，可增加手工、图画1科或2科。贫瘠地区可设简易科，课程酌减。

高等小学堂 4年，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视地方情形可增设手工、农业、商业等科。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5年，属普通教育性质，兼有升学和就业两重任务。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 “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根据大学堂分科的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升入大学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做准备；第二类为升入大学格致、工科、农科做准备；第三类为升入大学医科做准备。

癸卯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主要有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

此外，还设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和艺徒学堂。还设有译学馆，相当于高等学堂(大学预科)程度。

癸卯学制不拘泥于中国古代的学制，而把日本学校的种类及年限划分全面引进，形成了与日本学制基本相同的学制系统。但也有不同之处，如学制年限的拉长，注重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增加其等级，提高其程度等等，这可谓引进日本学制时所做的创新。

癸卯学制的建立是在清朝末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被迫实行的最有影响的一项改革措施。它的颁布与实施加速了科举制度的灭亡与我国教育法制化的进程，对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论述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1．试论述隋唐时期完备的官学体系。

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学，在中央，设立国子寺，置祭酒一人，总管教育事业。国子寺下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大理寺下设律学，地方设州县学。唐代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经济文化事业繁荣，经过唐初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百余年的经营和发展，确立了相当完备的官学管理制度。

（1）分级办学的管理体制。唐代的官学管理体制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官学由国子监和其他专门行政机构管理，地方官学由地方长史管辖。唐承隋制，中央设有六学、二馆。六学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直隶于国子监，长官称国子祭酒。六学中前三学属大学性质，后三学属专科性质。二馆分别是崇文馆和弘文馆。崇文馆直隶于东宫，弘文馆直隶于门下省。除此之外，还有直隶于尚书省祠部亦属大学性质的崇玄学，直隶于中书省的集贤院，附设于太医署的医学等，学校专业门类齐整，有利于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门技术人才。唐代地方官学属中小学性质，在各府有府学，各州有州学，各县有县学，依府、州、县大小分为大、中、小三等，确定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人数，定其规模。学生毕业后可升入中央官学四门学继续学习，也可直接参加科举，谋取地方官职。在府、州两级还设有医学和崇玄学。

（2）健全的日常管理制度。首先，有明确的入学制度。学生入学之始要行“束脩礼”，即初入学者向博士和助教交纳束脩，以表达尊师重教之意。第二，明确规定修业年限和课程安排。国子学等儒学修业年限为九年，以《论语》、《孝经》为公共必修课（习一年），以《礼记》、《春秋左氏传》（各习三年）及《诗经》、《周礼》、《仪礼》（各习二年）为必修课，以《易经》、《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选修课（各习一年半）。书学、算学等专科学校也有周详的教学计划。第三，严格的考试制度。为了检查学生的学业，唐各类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三种考试：一是“旬考”，即每十天考试一次，主要考察十天内所学内容；二是“岁考”，即年终考试一年内所学课程；三是“毕业考”，即各学校生徒修业完毕，由主管官员主持对其所规定的课程统考。毕业考及格者，四门学可补太学生，太学生可补国子学生。不及格者有不同程度的惩罚。第四，休假制度。唐代对于官学的放假也有明文规定。各地官学的假期分为常假和制假两种。常假分为“旬假”、“田假”和“授衣假”，旬假为每十天放假一天，田假在五月，授衣假在九月，每次放假一个月；制假为传统节日、祝日，全国统一放假。

（3）教师定期考核制度。唐中央官学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皆为朝廷有品级的命官。中央各学师生皆有定额，如国子学博士7人，助教、直讲各5人，学生300人，教师与学生比为1：25。太学、四门学师生比例分别为1：45和1：72。唐代对学官与国家其他官员一样，实行定期考课，每年小考，每三至五年大考，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升迁、奖励等。

2．科举制对学校教育与教育管理有何影响？

科举制是在克服察举制弊病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教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科举制对儒学思想的传播、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考试形式、文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对学校教育与教育管理的影响更是意义深远，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方面来看：首先，科举制在满足封建君主专制政治要求的同时，也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科举制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中央政府，改变了传统选官制度中自下而上、权力

下移的性质。与以往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是一种由中央确定标准、决定取舍的选官方式，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趋势。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选官方式也决定了国家对于教育的管理必然是建立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基础之上。其次，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与人材标准。要想做官就必须参加科举，而科举取士又采用唯一的考试标准，士人难以自由发挥，考试的内容就是士人学习的内容，也是人材认定的标准。而这种统一的标准又进一步加强了思想的统一。第三，取士的制度体现了一定的公开性与公平性。取士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只要符合规定的条件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积极的进步意义。使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了旧有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为选拔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创造了条件。最后，科举制度的实施也促使学校教育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科举制度是一种直接调控学校管理的约束力量。科举考什么，学校就学什么；科举怎么考，学校就怎么教。因此，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制度和考试制度也日趋严密和完善。

从消极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章句及华丽的诗赋，考试方法又注重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学校的教学工作也就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容易养成空洞的学风，不利于选拔和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第二，科举考试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科举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因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人生哲学支配了学校教育，强化了“读书做官”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念。第三，科举考试的最后取舍权是由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皇帝决定的，录取标准又多以权势门第为转移。—般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靠山、门路，就很难有被录取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请托、重门第、通关节、贿赂、科场舞弊以及私门谢恩等名利贪贿之风就公开泛滥起来，严重地毒害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败坏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

总之，科举考试制度对学校教育与教育管理的作用是双重性的，既有推动其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其发展的一面。认识其历史作用，一定要站在继承和发展的角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