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为一代之枭杰，他不仅仅得到了众多有才能的寒族人物的支持，而且得到了部分有才能的豪族士大夫的支持，例如荀彧荀攸。荀彧本从袁绍，然而荀彧看见袁绍“繁礼多仪，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三国志魏志》一四《郭嘉传》裴注引《傅子》），就认为袁绍不能有所作为，遂舍袁从曹，即使袁绍是汉末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其凭借的身后，远非非儒家的寒族代表人物曹操所能比拟。不仅如此，荀彧还为曹操引进了不少士大夫阶级的人物。然而，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儒家豪族和与寒族出身的曹氏对立。官渡一战，曹胜袁败，儒家豪族不得不暂时隐忍屈辱。但乘机恢复的想法，未尝一刻抛弃。曹操死后，他们找到了司马懿父子，支持司马懿对曹氏展开了夺权斗争。袁绍是后继有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袁绍的失败只表明儒家豪族暂时受到了挫折。后来，他们通过司马懿父子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司马氏的夺权斗争：
司马氏之所以能夺取政权仅仅是因为他们年龄上占优势嘛？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曹氏政权，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 司马懿的坚忍阴毒，远非东汉末年同时期儒家迂腐无能之士所能比。如《晋书》一《宣帝纪》所云可知其本性之残忍，手段之毒辣。
“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 二． 司马氏父子得到了豪族强民的支持。 三． 一些本为寒族出身的官吏，崇尚与曹氏相同，属曹氏一家，但后来却改变政治
立场，站到了司马氏一边，而司马氏在夺权问题上，在某些方面，也很需要借助于他们。像杀高贵乡公曹髦，这对于服膺儒教、标榜君臣名分的儒家豪族司马昭来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非儒家的寒族出身的贾充的全力支持。
西晋政治社会的特征：
西晋政权的出现，表示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其社会道德与曹操时期不一样，倒是与东汉有不少相通之处。西晋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性行”，即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而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就变成了“门选”。门选起着巩固豪族统治的作用。唯才是举的年代过去了。又西晋豪族以奢靡相高，崇尚节俭的时代也过去了。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变化了。
钱，或者说货币，是财富的象征。西晋统治者是奢侈的，也有很吝啬的。但无论怎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贪鄙与爱财。像王戎、和峤等人。
做官的目的便是“为身择利”，正是这种目的，使西晋的政治和社会风气败坏到了极点。
《晋书》五《孝愍帝纪论》所引干宝之言，说到了豪族儒门通知下的西晋政治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情况：
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贰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黜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执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耍，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着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水斯积而决其提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未必先颠，其此之谓乎！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驰之所由也。察庾纯、贾充之争，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见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声乐，范燮必为之请死，贾谊必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
西晋的门选制度或者九品官人法又曰九品中正制度，使世祖贵戚子弟做官得到了保证。而他们做官的目的是什么呢？只在摄取经济利益。他们情愿“奔于货欲之途”，清谈只不过是为了“名士”的美名，感兴趣的实际上只有“孔方兄”。弥漫于社会上的，是贪鄙、淫
僻之风。在这种风气中，谁要是讲治道、纠邪正，都会被讥为俗吏。惠帝以后的西晋，政治大坏，危机四伏，何况惠帝又是一个被人们看作是白痴式的人物。战乱，由此发生了。
（2）清谈误国
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即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籍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
前期清谈是当日政治党系的表现，故值得研究。其中有“四本论”和“竹林七贤”两大问题。
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那时候的西晋官场是，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2．八王之乱（分封诸王，军备废弛。与天师道传播有关） 晋初平吴之后，除交州（2400余人）、广州、宁州的兴古未罢兵之外，其余州郡悉罢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泰始元年封王，改变“五等之制”，新制封国实际只有王、公、侯三等。新制规定了王、公、侯国的领兵制度，以王国而论，大国兵5000人，次国兵3000人，小国也有1500人。
太康元年平吴后，晋武帝罢去州郡兵，而封国军队仍存。八王之乱所以乱到西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
而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赵王司马伦及主要智囊孙秀、大将张林均为天师道中（五斗米道）人。赵王伦废惠帝而自立，与天师道的传播，渐染及于皇族，关系十分密切。（《讲演录》第四篇 西晋末年的天师道活动）
3．徙戎问题（戎狄内迁------政策、战争、天灾等各方面原因）
关于西晋末年北方各游牧民族纷纷迁入中原农业地区，推翻司马氏王朝，建立十余个割据政权这一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大变局，古今学者从许多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以及原先进入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继续向中原推进而引发两晋南北朝三百年大变动无疑是公认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问题陈寅恪先生在《讲演录》中曾经作过深入的讲解。近年，湖北大学张敏老师在《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发表文章《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一文，对自然环境变迁对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形成的影响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有一定的新意。
陈寅恪先生指出，戎狄内迁问题，自汉已然。这有政策、战争、天灾等各方面的原因。如呼韩邪单于因五单于争立而失国内附臣汉；晋武帝时塞外匈奴二万余落因水灾入居河西故宜阳城下；曹操同袁绍打仗，曾徙燕、白马民，同孙权打仗，曾徙淮南民，后来同张鲁打仗，攻取汉中，又曾徙民。
田余庆先生指出，八王之乱演变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徙，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
湖北大学张敏老师指出，自东汉初年以后，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逐渐内徙，与当时自然环境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当寒冷期和干燥期来临之际，往往会出现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地区迁徙的活动，寻求更能适合游牧经济发展的生存空间。这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挑战。
大气环境是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变迁又主要体现在气候的变化上面。 现代地理科学认为，自然界中各种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而在所有环境因子当中，气候是最为活跃的一个因子。其它各种因子，如动物、植物、河流、湖泊、冰川、雪线等，也都会响应气候变化而出现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区域环境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正值一个气候异常期。据专家考证，自公元初气温就开始下降，至4世纪和5世纪达到最低点，气温约下降2.5---3度,平均气温较现在低1.5度左右。有的学者认为那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2—3度。如《晋书》109卷《慕容皝载记》记载（东晋成帝咸康二年即336年，前燕慕容皝将越渤海讨伐慕容仁）：“皝将乘海讨仁，群下咸谏，以海道危阻，宜从陆路。皝曰：「旧海水无凌，自仁反已来，冻合者三矣。昔汉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济大业，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计决矣，有沮谋者斩！」乃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仁不虞皝之至也，军去平郭七里，候骑乃告，仁狼狈出战，为皝所擒，杀仁而还。”可见当时从昌黎海岸（今辽宁锦州市）到营口的渤海海面已经全部结冻，否则数万大军无法安全越海作战。而在1600多年以前，渤海北端和西端的海岸线还要偏北、偏西，渤海的面积比现在要更大一些。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冬季的气温的确比现在要低很多。
从三国初年到两晋的200年时间内，出现严寒灾害的次数就有46次之多。而且其中最寒冷的气候条件出现在西晋武帝咸宁年间(275-279)和太康年间(280-289)，几乎每年都会爆发严寒灾害。而当时正是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即将大爆发之际，寒冷的气候无疑加速了少数民族内迁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转寒是全球性的变化。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是全球性的事件，而并非中国所独有。许靖华先生从全球古气候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的关系。他指出：近4000年以来有4个全球气候变冷期，即前2000年、前800年、公元400年、公元16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这种准周期性与太阳活动的周期性变化有关，全球温度变化影响了地区降水形式：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加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加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都不利与农业生产。历史记载表明，历史上民族大迁移是由于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而不是逃离战争。公元2和3世纪的日尔曼部落的大迁移就是一个例子。”[10]这表明，魏晋南北朝寒冷干燥期的出现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当时全球都经历着这种变化，甚至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都是相似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干湿状况的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冷暖的变化尤为突出。历史上黄河流域气候变迁主要不是寒热的问题，而是干湿的问题。现代地理学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的恶化可以导致荒漠扩张，风沙强盛，内流水系或湖泊干涸，水资源短缺。而当气候变得湿润时，荒漠就会收缩，草原植被恢复，水系和湖盆又恢复生机。东汉以来，由于气候逐渐寒冷干燥，蒙古高原草原退化，沙漠扩展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世界上北半球的沙漠带通常分布在北纬35度以南，而我国沙漠主要分布在北纬35度—50度之间的西北和内蒙古地区。沙漠带北移的原因主要是青藏高原隆起，使其北侧气候日益干旱，河湖萎缩，植被减少，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再加上人类战争和过度垦殖使水土资源和植被遭到进一步破坏，环境更加恶化，风沙活动加剧，形成沙漠化和严重的风沙灾害。
众所周知，游牧民族以大群放牧为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属于天然放牧性质，具有先天致命的脆弱性。旱灾是北方草原地区最常见、最主要的一种灾害形式。其发展初期并不致灾，但随着时间的持续，危害作用逐渐加重。因此，其后果多是灾难性的。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匈奴的衰弱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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