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

一、导论

1、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经过2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社会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主要依靠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通过贯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基本原则，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从而为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改变了以往政府对农村基层进行直接管理和控制的传统做法，其中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村委会干部不再是由上级政府部门任命，而是由村民选举产生。这为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地方乡村精英成为基层组织的当家人提供了机会。由于这些地方乡村精英往往个人能力突出，在经济或社会活动方面具有突出的才干，使得能人个人的主观意志和个人能力在处理、建设发展农村社区公共事务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能人治村”并不是个别现象，特别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能人治村”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那么，“能人治村”到底对我国农村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哪些影响？“能人”在村庄治理中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这一治理模式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完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思索，可以促进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推动我国农村社区的公共事务的发展，进而为寻求到一种有效的发展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途径提供理论依据。

2、相关文献述评

对“能人治村”对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影响的研究，学术界的观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人治村”解决了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农民缺乏合作能力的现实问题。在学者曹锦清《黄河岸边的中国》一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调查案例来说明我国农民合作能力的缺乏。曹先生认为，中国农民一直是“善分不善合”，即使出现超过传统范围的更大或更新合作之紧迫需要时，小农们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行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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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家属间的联合，或恢复宗族组织形式，或是放弃合作。[1]

由于实际中全体村民之间难以就共同利益达成一致，从而使得大量的公共决策无法形成和实施，一些具有明显公共效益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也无法开展。而“能人治村”通过个人威望和权威，有时甚至是暴力，可以对公共事务中的反对者形成强大的个人压力，迫使其放弃采取不合作行为。[2]

第二，“能人治村”能降低公共决策制定和实施成本，并降低其他成员搭便车倾向。学者焦少飞就有对这一基本观点的解释，他从集体行动经济学为分析基础，得出结论：由村庄能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能够节约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3]他认为，在联合提供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中，村庄能人就是作为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手段而出现的。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一些成员发现某一成员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拥有较高的能力或社会资本，于是，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契约安排，赋予该成员某些权威性价值，由其组织、协调集体行动。这样的契约安排有利于节约集体内部的交易成本。

同时，在农村内部，村庄能人往往依靠其个人能力以及诸如宗族势力等社会资本，具有权威性价值分配，影响力颇广。村庄凝聚力的维持，也与村庄能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样，在集体行动过程中，村庄能人的存在就有利于降低其他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4]

第三，村庄能人自身所具有的企业家才能，使得集体经济实力增强，这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为农村“能人”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他们首先是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然后，逐步获得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成功，成为影响当地农村发展的主导力量。这些能人不但个人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动能力，而且往往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本和社会交际能力，也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重视。

贺雪峰提出，村集体经济状况和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是影响村庄治理的两种关键资源，而“能人治村”将这两种资源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提高了村庄各项公共事业发展的水平和村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水平。[5]

第四，村庄能人的个人影响力可以提高村庄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对这一观点，焦少飞也有具体的论证，并得出结论认为：村庄能人拥有的影响力对公共产品的产出水平有正面的影响，即存在“正相关关系”[6]。

也有学者单纯提出“能人治村”这一政治现象的合理性，认为，能人政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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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策迅速”的特点，村庄能人往往是集中大权力于一身，他们凭借强大的权力资源，敢于决策。另外，村庄能人“动员能力强”，他们“在乡村具有很高的权威，是经济强人、社会名人，具有某种神奇的色彩。他们以此为基础增强了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可以有效地调动社区的资源，实现某种意图。”[7]

也有研究指出，“能人治村”作为一种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机制，可以为我们更加实际的思考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能够很好地发掘和组织这些村庄内部的力量，有利于村庄公共品的自主供给。[8]

总之，对“能人治村”的研究讨论主要是集中村庄能人的个人能力可以带来决策的低成本性、资源动员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而认为对农村社区内的公共品供给等公共事务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对“能人治村”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并不总是体现在好的方面，王金红在研究中就指出，“能人治村”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农村经济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过分集中，导致“能人治理”蜕变为“能人专制”，从而容易带来一个严重的治理问题：能人个人偏好与普通村民偏好相背离。能人在公共选择中的独断专行固然可以避免意见不一致的麻烦，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能人的主观意志总是能与村民的利益相一致。这就有可能导致能人选择的治理目标脱离村民的实际愿望，有时甚至将个人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强加于村民，从而侵害村民的合法权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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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良也提出“能人政治有其难以逾越的内在缺陷”，第一是“监督缺位”，

在能人政治中，能人权力高度集中，权威极大，实行威权治理，民主化程度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和腐败现象；第二是“制度化水平低”，能人政治下的乡村治理，主要依靠能人的能力和品质，突出能人的个人意志，法律化制度化水平低，容易出现因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的现象，管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强。因此他认为，从长远发展来看，乡村治理“必须要用一种新的治理形式代替它”[11]。

总体上看，关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事务发展的影响的研究，有认为其优越性的，也有指出其缺陷的存在，这些对于我们认识“能人治村”中的一些现实问题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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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是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内公共品供给等公共事务的发展如何。为此文章着重要讨论的是，村庄能人在公共品的供给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是否存在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改进？“能人治村”又存在哪些不足的因素，影响公共事务的发展？

本文的讨论主要是以官桥八组这一更小单位的村庄社区内公共事务的发展为背景，以农民文化中心这一项公共品的供给为案例，以村庄能人的行为为主线，力图展现“能人治村”背景下村庄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实现过程和面临的问题等。

本文的研究方法采取个案村庄的社区透视方法，通过对于一个村庄社区的描写，将村庄能人的行动放置在村组的场域中，分析他们如何在村庄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中行动，分析他们的行动给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带来的影响。本文的分析主要是以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大量信息来做支撑，并结合案例研究，使文章的主题更加深入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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