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体到文体：“破体论”源流史述

从书体到文体：“破体论”源流史述

“破体”是源于盛中唐书学的书体批评术语，“破体的特点是‘变’，是对正体的突破，也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字体。”其后于晚唐、宋、元、明、清的发展过程中，破体内涵虽有所衍生和拓展，从书学渗透延用至文学、易学、武举、医学、人体等各学科，但是立足于书学的书体批评一直是不变的主流。新时期以来，随着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兴起和繁荣，以吴承学为首的文体学者将“破体论”引入文体批评之中，并与“辨体”对举，与书体批评并肩而行，甚且研究状态逆转而上，文体批评盖过书体批评之势颇为明显，其中钱钟书先生在这一转关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从书体与文体互相影响和融合的视域来看，“破体”史大体经历了中晚唐的“生成与转变”、宋元的“衍生与苟延”、明清的“繁荣与断绝”、现当代的“转型与复兴”这样四个发展阶段。我们通过“破体”这一书体范畴波澜曲折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可以透视出唐以来历代书学革新思潮的沉浮和脉动，透视出古代书学理论内蕴的丰富和再生;另一方面也为书学与文学及书体与文体之间的比较研究打开一面窗口，为中国书法理论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重写提供一种互相审视和借鉴的独特视角与文论资源。 一、唐代的“生成与转变”

“破体”作为书体范畴源于盛中唐之交，由盛中唐张怀瓘、徐浩两位书家和李颀、戴叔伦两位诗人先后提出，从文体观念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已具书体与诗体相结合的破体观源头。晚唐则经历了李商隐和韩偓从书体向文体的转变。

其一，盛中唐书学“破体”论的提出。两位书家张怀瓘和徐浩所指都为王献之破王羲之行书之体，如张怀瓘《书断》谓：“王献之变右军行书，号曰破体。”《书议》则对“破体”的“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的理论内涵及“行草之外，更开一门。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的书体特征进行了阐释。256徐浩《书法论》云：“锺善

正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73小令指王献之。

李颀和戴叔伦诗中“破体”所指有异，前者如李颀诗曰：“小王破体闲文策，落日梨花照空壁。”李颀所谓“小王破体”也明显与两位书论家所指一脉相承，同为王献之。

与前三者所指王献之破体不同，戴叔伦诗的指向是怀素草书的“破体”风格，如《怀素上人草书歌》云：“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当然，怀素草书破体也与王献之“破体”有关，因大历年间怀素曾从徐浩为师，与张谓回长安时亲见并习摹王羲之、王献之真迹，之后又师从张旭及其弟子邬彤并被传授王献之书法。

其二，晚唐“破体”论由书体向文体的转变。到了中晚唐，“破体”之论再次从诗人李商隐“文成破体书在纸”和韩偓“书密偷看数，情通破体新”诗句中道出，其内涵则从书学转向了文学，从书体批评演变到文体批评。需要指出的是，二者诗中“破体”所指为“书体”还是“文体”容易出现歧义，是因为诗中都有“书”字混淆视听，再加上与盛中唐张怀瓘、徐浩、李颀、戴叔伦所言书学“破体”时间相去不远，往往会很自然地被阐释为书学“破体”。事实上，李、韩诗中“破体”内蕴已由书体转向了文体，这一转变可以从钱钟书对李商隐和韩偓诗的解读与论证中体现出来。

关于李商隐“文成破体书在纸”中的“破体”是指“文体”而非“书体”，包括如下三点：一是《管锥编》引用释道源所注“‘破’当时为文之‘体’，或谓‘破书体’，必谬”，并加以肯定所谓“是也”和“洵为得之”889。二是否定为书法“破体”，这以回归到李商隐《韩碑》一诗的创作语境之中为证，即为皇帝敕命所为，故而“呈御览者，书迹必端谨，断不‘破体’作行草”、“出以正隶端楷，而非‘破体’作行、草也”1466。三是肯定为文体之破体，并进一步指出李商隐所谓《韩碑》原文是指韩愈用“古文”破“今体”骈文之“当时体”888-891。关于晚唐韩偓所谓“情通破体新”，其“破体”“亦指文词而不指书字”888-891，进一步佐证到了晚唐，“破体”已大体完成了从书体向文体的转型。

此外，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转变，钱钟书通过对盛唐李颀诗“小王破体闲文策”的“支策”和“文策”版本书写之误的考辨，佐证“破体”是破“文体”而非“书体”，所谓“明指‘文’而不指‘书’”888-891。

不同的是，五代后蜀林罕《小说序》所谓“其道书、鬼书、天篆、章草、八分、飞白、破体、行书，无益于字，此亦不录。”28，显然对“破体”持否定态度。

其三，“破体”论在盛中唐出现的原因。“破体”论之在盛中唐之交出现，这与唐代书风从唐初唐太宗、虞世南的“崇右军”行楷之“正体”，转向盛唐推尊王献之变右军行书而趋向行草“变体”的艺术风貌息息相关。同时，这种因“破体”而形成的“壮丽”“风姿”，其书学审美祈尚与诗学“盛唐气象”亦辉映成趣。正如钱陈翔所云“整个唐朝时代精神的丰富多变，影响于书法，就是艺术精神的不断变化”，“所以呈现出从初唐的‘尚法’‘中和’向盛唐的‘狂逸’、中唐的‘尚奇尚怪’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