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词解释
1、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制度，它由原始的父系家长制血缘组织，经过变质和扩大而成。所谓宗法制，其实就是以血亲的名义而建立起来的官爵制度，一个按着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所分配出来的“敬宗”方式及其现象。
2、性善论：中国古代人性论的主要观点之一，战国时孟子首先提出。性善就是说人的本性具有善的道德价值，每个人生来就有向善的潜能。性善论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宋明学者予以改造后，成为中国古代人性论的正统理论。
3、形而上：形而上出自《易经·系辞》原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儒家哲学中指无形的或未成形体的东西，与表示有形的或已成形的东西的“形而下” 对称。形而上是精神方面的宏观范畴，形而下是物质方面的微观范畴。
4、人伦：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礼教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及各种尊卑长幼关系。《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5、性恶论：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学说之一，认为人的本性具有恶的道德价值，战国末荀子倡导这种理论。性恶论以人性本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本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对后世人性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6、崇本举末：王弼提出的“崇本举末” 他主张以“崇本息本”、“崇本举末”、“守母存子”，来处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是“因道立教”，即根据自然无为之则制定名分、设置名教，亦即名教以自然为本，而不可以舍本逐末、“离道执教”；二是“越教归道”，即由有反无、由末归本，复归于自然之道，以解现实中所出现的名教之弊；三是“即道全教”，即遵循自然规则，而不执着于名教，以全名教功，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
7、格物致知：中国宋明理学认识论学说。始见于《礼记》。原是作为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的重要问题。程颐认为格物就是就物而穷其理，格物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应事接物之类。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一个体认人所固有的理的过程。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连结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方法。他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认为格为正，物为事，致为至，知为良知。
8、人副天数：《春秋繁露》卷十三《人副天数》, 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论,主张“人副天数”,及 “人副天数“为基础的“三纲五常”,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 。他关于天的结构与阴阳五行的关系的论述，都是为了证明“人副天数”进而阐释其“奉天而法古”的政治哲学宗旨。既然“人副天数”，“为人者天”而又“天辨在人”，因而，人的行为必会在“天”上得到反应，天人谴告由此而来。但天之谴告主要是因为人取法于天迷失了，导致国家失措的负面戒惧论道。
9、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宋元明清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吸收了道家和佛教哲学思想而产生的新儒学。它以性命义理为核心，是宇宙论、认识论和道德学说高度统一的思辨哲学。它以“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和宇宙本体，取代了传统儒学思想的“天”的地位。南宋以后，被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明清之际，从理学内部分化出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对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 二、简答题
1、孔子的仁学思想要点有哪些？
“仁”、“义”、“礼”为孔子学说的基本义。指一种高尚的美好品德。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以仁为核心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仁的核心是爱人，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提出“忠恕”之道。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宗法制度的礼制，并把仁爱的原则推广到政治之中。 2、韩非子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哪些？
来源有三：墨子、道家和儒家。如道家的“无为”，在法家学说中转为御下之术；道家之智慧，在韩非子思想中转为阴谋；墨家之“尚同”和“天志”即权威主义也为韩非子采用。
3、如何看待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对老庄“道”的理解？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把Sein等同于老庄之“道”，即把后者也理解为规律、规则乃至那个最大的概念，而忘却了“道”之“原初性”这层含义。海德格尔则紧扣“原初性”不放，其具体含义为“道”是原生性的，如“道路” 4、法家与道家有何关系？
“道生法”。从总体讲，法家是接过了《老子》政治层的“无为”含义上的人君南面术，把它改造为进行赤裸裸统治压迫的政治理论的。无为是道家的观念，也是法家的观念。韩非和法家认为，君主必需具备一种大德，就是顺随无为的过程。他自己应当无为，让别人替他无不为。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邪恶的。
阳的变与合，产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随之形成万物；阴阳二气的合凝，则产生出具阳性的为男，具阴性的为女；阴阳二气的交感，构成了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地变化。在这里，他把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因，归于阴阳二气的作用；又把阴阳变合的原因，归为太极；太极本自无极，因而太极归终于无极，无极即虚无，这才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他认为，人由阴阳中最灵秀的气所化生，因而人是万物之灵；人禀受了阴阳之气，便有了肉体形状和精神欲望，由此产生善与恶的分别；于是圣人制定“中正仁义”道德，教化人们，使之以主静方式修身养性，扬善弃恶，树立起人生高尚的目标境界；圣人的功德，即在于遵循天地的德性，而倡日月之明，依四季之时，知鬼神之吉凶。他得出结论，天道的规律，体现在宇宙生成上是阴阳的交合变化，体现在大地上是万物的柔刚，体现在人世间则是仁义道德。这样，周敦颐依据其以无为本的宇宙图式，经过推演，将其理论核心归旨于儒家德目上，使仁义礼乐的道德原则取得了与宇宙规律同一的至上权威。
道儒结合，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风格特征。朱熹曾深刻揭示这一特征的三点内容。他说：“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孟子》）之所传也。”（《周濂溪集》，卷十一）这即是说，首先，周敦颐思想体系，虽然以无极为本，构造了宇宙发生的规律；但是它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哲学，而是人世间人伦日用的指导原则而已，其理论指向是现实社会生活。其次，周氏探索阴阳五行，也并非以阴阳五行说为目的，而是以此为根据，提出儒家道德的宇宙论来源。再者，无极为本的天道是体，儒家道德原则是用，天道与人道是体用关系；并且，无极本体之用，并非泛指天下万物，只是指儒家经典。朱熹认为，周敦颐这种道儒结合的思想体系，是秦汉以来，最好的说法，它上接孔孟真谛，下凌驾汉唐诸儒，为儒学复兴开辟了新道路。
在周敦颐的道德论中，其中心范畴是“诚”。他认为诚是体认无极本体的道德境界，是圣人学道的最高目标。诚来源于“万物资始”的宇宙，诚确立于宇宙阳气的变化之中，它具有“纯粹至善”的先天品质。诚是对无极的体认，因而它如同无极是“寂然不动者”①，表现为一种无欲的主静状态。诚的展开，则体现为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和人行为的诸项道德规范，这就是“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由此，他提出立诚去妄的修善说。 1、 如何看待戴震对“之谓”与“谓之“的区分。
戴震在《绪言》中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形而上者谓之道”不同。“凡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为性、道、教言之”。而“凡曰谓之者，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非为性、教言之，以性、教区别自诚明、自明诚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亦非为道器言之，以道器区别形而上形而下耳。”
盖“一阴一阳之谓道”，增加对“道”的理解，而“形而上者谓之器”则增加对“形而上”的理解，此其一；其二，接受“之谓”与“谓之”之区分，就增加了戴震对太极理气之理解。（1）“阴阳”之外无道；（2）以“气”为“形而上”者，从而否定宋儒“理气之分”之说。 2、 概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第一，汉初，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学逐渐抬头,汉武帝推行“举贤良对策”，以选拔人才。
第二，尖锐的社会问题呼唤新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即位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随着地主阶级及诸侯国势力的强大，一些官僚、贵族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这些情况要求统治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而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道家思想，因主张清静无为，已不能满足这一政治需要。
第三，董仲舒结合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针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主张儒家六经之外的各家学术，都应当罢黜，以思想的统一来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宣扬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为君权独尊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针对土地兼并现象，董仲舒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以减轻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土地和劳动力比较稳定地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思想，提倡孝道，认为君臣伦理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背，以此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
第四，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强盛之时。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决定了他必然会有所作为。他对内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开疆拓土。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然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而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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