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

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

作者：张清敏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

内容提要 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现象是当今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根据研究途径和侧重点，将这一学科划分为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分析学派、侧重政治领导人个性特征的个性学派以及重点分析研究对象认识和信息处理过程的认知学派。近年来，国际政治心理学领域广泛借鉴心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理论创新、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或微观层次，体系层次的应用尚不多见，相关理论的发展潜力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 对外政策分析 政治心理学 外交决策

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的关系，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由代表国家的领导人制定的。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解释人的政治行为，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现象是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旨在梳理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主要流派，分析不同流派的特点，并揭示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关系与政治心理学

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研究既有所区别，又联系密切。就区别而言，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国家间互动的本质和规律，对外政策研究的是国家的政策取向及效力。前者主要在于揭示结构性特点，解释国际体系和国家间相互行为的规律，并力图通过现象把握实质。如在这一领域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从宏观高度把握和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后者重点关注国家处理对其他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政策，是单元层次的行为，包括国家意图、国家目标、实施目标的手段、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等，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

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看，国际关系是由不同国家间相互关系组成的，在内涵上包括国家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离开了国别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往往会陷入空洞。因此不少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往往与国别研究，特别是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并以国别对外政策的研究来支撑有关国际关系体系的研究。微观层次因素对体系层次产生影响，首先是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虽然不少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相联系，但准确地说个人行为的影响必须体现在对外政策上。换句话说，个人的影响只有通过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才能扩展到国际层面。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政治心理学，首先是对对外政策的研究，间接和更广的范围上也是对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梳理的内容从狭义上是对外政策研究中政治心理学研究，从广义上则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政治心理学研究。

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向来比较重视个人层次的研究。修昔底德(Thucydides)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以及摩根索(HansMorganthau)等人都曾在其著作中阐述过个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学者沃尔兹( Kenneth Waltz)在《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分析战争根源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人。他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 ”“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2]第一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不恰当的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美德能够普及，就会有和平。”[3]英国学者赖特(QuencyW right)也以同样的笔调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基础的假设上。”[4]

但是，冷战期间，第一意象或个人层次理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的新发展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争鸣，心理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取得了历史性进展。1978年，美国成立了“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随后创立了会刊《政治心理学》( Political Psychology) ，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心理学与国际政治研究的交叉融合。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归[5]，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除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如舆论与国内选举、对外政策决策和外交战略，国际政治心理学还应用到民族主义、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以及恐怖主义等研究领域。[6]

在运用政治心理学研究国际政治现象和对外政策时，不同学者往往选用不同的视角，借用的概念也有所区别。2003年出版的《牛津政治心理学手册》指出：“很清楚，没有一个‘政治心理学’，相反有多种不同的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方法被用来研究许多政治现象。”[7]有学者把这些研究划分为发展心理学、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8] 事实上，社会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两者难以分开，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两者的结合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显著特征。本文根据运用政治心理学理论对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侧重对政治领导人心理学分析的心理分析学派，对对外政策决策者个性或性格进行研究的个性研究学派，以及研究决策者信仰系统、分析领导者认识过程，特别是领导人的信息处理过程的认知研究学派。[9]

二、心理分析流派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可追溯到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也有译为精神分析) ，又称心理传记研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个性结构包括三个部分： (1) 先天继承的本我，包括直觉和满足身体(如饥饿和性)需要的本能。本我遵循快乐原则。(2) 调节本我与现实社会相适应的自我。自我追寻现实原则。(3) 阻止本我需求，按照社会所需行事的超我。超我按照道德和社会原则行事。他提出，人的头脑就像一座冰山，人们对自己的了解只看到了冰山浮在水面以上的少部分，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看到，那就是潜意识。人的个性是由进攻性和性欲所驱动的一个动力系统，满足这些欲望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动力，弗洛伊德称之为快乐原则。弗洛伊德的研究有赖于两个基础，一是解析研究对象的梦境；二是分析性欲。[10]

在当代心理学者看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至多也只是将非常简单粗糙的心

理分析方法运用到对政治人物的分析”。[11] 除了潜意识等概念外，弗洛伊德的“许多思想和观念对现代实验心理学家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12]但弗洛伊德的贡献和地位不可否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心理学理论像心理分析方法一样受到人们如此研究”， [13]许多学者后来运用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研究政治人物。其中的代表是美国学者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 。他把政治人物对权力的高度重视和需求与自卑联系起来，提出“政治人物”就是通过公共生活改变自己的个性或环境来弥补自卑的“权力追逐者”。他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提出并发展了通过考察成长经历和社会化过程研究政治人物性格的方法，开创了借助心分析方法研究政治人物的途径，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4]

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政治人物的典型案例，是有关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W ilson)个性的分析。威尔逊是美国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中都颇具影响的人物。作为第一个访问欧洲的美国总统，他提出了构建未来世界的庞大计划。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威尔逊的计划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回国却遭到美国国会的拒绝，而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威尔逊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毫不妥协的个性。不少学者用传记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威尔逊幼年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其后来的性格。威尔逊出生于一个加尔文教徒家庭，道德原则和好坏观念在这样的家庭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担任牧师的父亲经常贬低他，对他任何不当的行为都予以严厉惩罚，结果造成了威尔逊固执的性格，总是争取通过在道义上的成就来弥补自卑感。在他的眼中，世界总是好坏分明的，在道德问题上妥协就是不道德的。这种从幼年产生的性格经过青年时代一直影响着威尔逊，直到其担任美国总统。他与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幼年期间反抗其专制父亲的再现。他的政治个性以及其在道德问题上的毫不妥协，最后导致其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15]心理分析学派在对政治领导人进行研究时，尽力追溯研究对象的心理形成过程，采取传记心理分析的方法。除了对威尔逊的研究外，对专制个性、克里斯马个性以及马基雅维利式个性的研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专制个性 对这种个性的研究历史很长，但二战后对德国纳粹的研究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阿多诺( Frenkel2B runswic Adorno)等人的《专制个性》一书是其中的突出代表。阿多诺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希特勒个性特征。[16] 他们发现，专制个性是在幼年专制生活环境形成的。一般情况下，专制者的父母不了解孩子在学习控制本我冲动和性欲望、身体功能以及进攻性等方面所经历的挫折和困难。他们不是帮助孩子发展自己，相反总是用严格的纪律控制他们，希望他们成为非常守规矩的人。结果孩子不但没有形成有效控制自己性冲动和进攻性冲动的方法，而且害怕这些冲动，面对这种冲动时缺乏自我防范能力。他们先是对自己的父母，以后是对生活中的权威既憎恨又依赖。阿多诺认为，专制个性的主要特质包括：传统主义、屈服于权威人物、进攻性、反对妥协、迷信和刻板、重视权力和强硬，具有破坏性和愤世嫉俗，对别人的性活动过分地关注等。

克里斯马( char isma tic，非凡魅力的伟人)个性 韦伯(MaxWeber)根据权威的来源提出，领导人的权威可能有三类基础：一是基于法律或理性的权威。这种权威因为特定的职务或地位在社会中已经制度化，因而具有权威，是一种合法的权威。二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权威，其基础是传统形成的尊严。三是建立在领导人个人魅

力基础上的伟人权威。这种权威主要源于领导人的个性，或个人美魅力。[17] 个人权威转变为伟人权威是由于领导人被“赋予特别神圣、英雄主义或榜样的个性，他所显示的规范或所做的指令被神圣化。”但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伟人个性时都把重点放在领导和追随者的关系中，认为在这种相互关系中： (1) 追随者把领导人看作是超人； (2) 追随者盲目地相信领导人的话； (3) 追随者无条件地服从领导人的指令而采取行动； (4) 追随者给予领导人毫无根据的感情支持。其中的所有特点都涉及到追随者的知觉、信仰和对领导人的反应等。[18]

马基雅维利个性 在政治学中，马基雅维利是不择手段的代名词。这种个性的主要特点都体现在马基雅维利给佛罗伦萨君主的建言中。[19] 对于处世策略，马基雅维利提出，“每一个君主都应当追求仁慈而不是残忍的名声，但同时他应当小心不乱用仁慈。”一个君主“不应当在意残忍的恶名，只要他能够使其臣民团结并忠诚于他”。在与臣属的关系上，他认为理想的状况时是既令人爱戴，又令人畏惧，但在两者不能兼得且能够选择时，令人畏惧比令人爱戴要安全的多。对于人性，他还提出君主应该知道如何把人性掩盖起来，“一个君主应该看起来仁慈、忠诚、人道、信仰宗教、正直，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如此。但他应该学会一旦需要，知道该如何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在道德观念上，马基雅维利提出许多做人的原则。比如，“知道运用奸诈手段而智胜别人的君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最终他们比那些一味忠诚和诚信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要大的多。”他认为，君主应拥有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勇猛才能取得胜利。后来美国学者对马基雅维利式人物个性特点进行研究，提出了三个尺度来衡量其个性特点，包括处世策略、对人本性的看法以及抽象的道德观念等。他们认为，“高马基(HighMachs)的人比低马基的人更善于用欺骗手段操纵政治， ”高马基的人“不是人，而是狡猾的代名词。”[20]

由于早期从事政治心理分析的学者大多有心理医生的背景，因此在研究政治人物时，他们注重从病理角度进行分析，习惯使用他们熟悉的临床诊断方式和概念。比如，他们关注政治领导人的年龄、是否患有特定疾病以及长期服用特定药物对其行为的影响。还有一些人把侧重点集中于一些病态心理对政治人物的影响，如神经过敏、自恋狂以及偏执狂或多疑证等。[21] 这些研究表明，神经过于敏感的精神紊乱性型领导人焦虑、自我意识脆弱，充满敌意、自我压抑并且容易冲动。自恋狂型精神紊乱者为了追求领导地位，毫无顾忌地追求权力，总是利用别人往上爬。此外，这种人好像还具有伟人气质，在出现危机和追随者希望出现领袖人物的时候会很快获得权力。具有多疑症和偏执狂个性的领导人比较复杂，在侵略性和自恋性两个维度上，这些领导人往往具有由被害者到侵略者，由自感超人到一切不如别人的极端量变过程。美国心理医学家学会曾专门编制了精神紊乱诊断标准，作为对具有不同精神病症状者进行研究和诊断时进行参考。[22]

心理分析很早就开始运用于对现实政治人物的研究。1942年，美国情报部门的战略服务办公室就曾受命对希特勒进行研究， 完成了命名为《鲁道夫·希特勒》的研究报告。这份2000年才解密的报告采用描述而非分析为主的方法，主题虽然集中，但逻辑混乱，没有对决策者提供任何帮助。第二年该办公室的主任朗格(Langer)受命再次对希特勒进行研究。他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希特勒进行研究，并于1943年完成了《鲁道夫·希特勒的头脑》的研究。这份1969年解密的研究，基本是按照传记心理分析方法分析希特勒个性。通过对其家庭背景、教育状况、体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