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政策是国家领导人根据特定环境制定，并在特定环境下执行的。人认知客观现实世界的过程，是“获得、组织和运用知识的心理过程。”[52]这一过程包括知觉、记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语言、思想和想象等。认知系统帮助人们把环境组织成可以理解和可以认识的单位，经过信息过滤人们不必来评估所有信息。[53] 认知过程不仅取决于认知对象(客观因素) ，也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如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认识等。
人的心理现象是客观世界在头脑中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并非死板、机械的，往往同其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和世界观等密切相关。斯布罗特(Harold andMargaret Sp rout)夫妇提出，决策者一般习惯于“从内向外”看问题的方法，来自外界的信息通常经过由其态度、信仰和动机构成的“透镜”，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他们把这种可以观察到的环境称为“心理环境”，与现实的客观地理环境或“操作环境”并不相同。他们指出，环境因素(自然和社会的)只有为决策者看到、引起反应、进行分析和选择才能影响人的价值观、喜好、情绪和态度、选择和决定。“由于受到决策者个人的影响，相同的国际(操作)环境在不同国家决策者心中所反映的心理环境可能并不一样，因此才有不同的对外政策。从决策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个人或群体如何认识环境，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54]不过，决策结果仍然需要在客观环境或操作环境中落实，因此只有心理环境和操作环境尽可能的一致才能使决策结果符合现实，取得成功(见图22) ，反之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早期有关认知的研究深受心理学中态度或态度变化研究的影响。认知一致性的观点提出，在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时人要依赖主要信仰，而且会尽量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统，回避、抵制与自己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别是与自己核心信仰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是霍尔斯蒂(O. Holsti)对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Dulles)的案例研究。霍尔斯蒂发现，苏联的意识形态与杜勒斯的核心价值观念完全对立，因此杜勒斯不愿意接受来自苏联与其原有苏联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不相信这些信息，而是寻求与其印象一致的信息，或对一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敌对印象和对待外界信息的僵化态度源于其对苏联的“敌人意象”。不管苏联的政策如何变化，杜勒斯坚信只要苏联是共产党统治的封闭社会， 那么苏联“根本上就是不可信任”。[55] 这一研究从决策者个人层次揭示了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敌视政策的根源。
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 。乔治重新提炼了列特斯(N. Leites)提出的“操作码”概念，认为“操作码”是“政治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冲突的信念，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以及有关正确战略和策略的观念等。”他将苏联共产党的信仰系统分为哲学信仰和策略信仰两个方面。[56] 这些信仰可通过回答10个问题获得。反映哲学信念的5个问题是： ( 1) 政治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政治对手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是普遍和谐的还是冲突的?(2) 实现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和追求的前景如何? 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在哪些方面是悲观的? 在哪些方面是乐观的? ( 3) 政治前景可以预测吗? 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 (4) 人们从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进程? 个人在“推动”或“影响”历史朝自己所期待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怎样的
作用? (5)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机遇”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 反映策略信仰的5个问题来是： (1) 选择政治行动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 (2) 实现政治目标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 (3) 如何计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为的风险? ( 4 ) 实现利益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是什么?(5) 实现目标所采取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
“行为码”的研究思路经过乔治提炼之后，成为构建政治领导人传略，揭示研究对象信仰和认知系统过程的有效工具，并逐步得到了广泛应用，既用于研究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对外政策， [57]还广泛应用于其他国家对外政策的研究。[58]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已经不能满足仅仅获得特定领导人的行为码，而是需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更为具体的比较研究。亚里桑纳州立大学的沃克( StephenWalker)教授所带领的小组发展完善了量化方法评估研究对象行为代码的思路，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运用。[5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治心理学研究经历了一次认知革命。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社会认知理论和图式理论研究对外决策。这种理论认为，态度或信仰相当复杂，由多种不同内容组成，因而认知过程也相当复杂。杰维斯(RobertJervis)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是运用这一理论考察国际政治、对外政策的代表性成果。杰维斯指出，“抛开决策者的信仰和对别人的意象，去解释关键决定和政策通常是不可能的。”[60]在这本书中，他运用了大量的国际关系史实例，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决策者在决策和信息处理过程中知觉和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将政治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与国际政治现象充分地结合起来，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认知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的，对外政策决策者如何从历史中学习，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决策者在国际关系常常出现错误认识的规律和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的影响等。
认知复杂性对决策性质、领导人的决策风格，领导人对危险的评估，以及如何处理信息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与理性选择假设相反，认知研究的重点是领导人认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影响。一般情况下，随着领导人认知复杂性的增加，他们应对复杂局势的决策能力也会增强。概括起来，认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认知相符理论 生活过程中，人们形成了自己特定的信仰、价值观和思维定式，这些成为个人“处理、分辨和理解复杂和不确定环境的最基本工具， ”指导人的信息处理，是解释、预期或预测他人行为的基础。[61] 现实世界经常会出现与自己原有信仰和观念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在认知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中，人们总是避免不一致情况的发生，通过调整容易改变的方面保持认知的一致性。为此，决策者可能通过有选择的认知，影响信息的处理过程，保持认知的一致性，比如信息方向选择(寻找尚不存在的与原有认知相符的信息) ；信息关注选择(只关注与信仰一致的信息，一旦发现马上捕捉，若不一致则视而不见) ；信息解释选择(把一些含糊的信息朝与信仰一致的方向解释，将不一致的信息扭曲解释)等等。[62]
归因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往往从别人的行为中寻找自己行为的原因，就像“朴素科学家”寻找疾病和特定自然现象的原因一样，解释自己行为时往往强调外
部和环境的作用，解释别人行为时往往强调内在因素的作用；把自己的错误归因别人的错误，而把别人的错误归因于他们本身不好；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朋友， 以消极眼光解释和看待敌人。海拉德斯特威蒂(DanielHeradstveit)曾系统地运用这一理论研究巴以冲突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采访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政治活跃分子时，他发现，阿拉伯抵抗组织者总认为自己是爱好和平的，他们之所以采取暴力行动是因为以色列占领能够了他们领土，并对他们进行镇压。而以色列一方则认为，之所以采取镇压行动，是因为巴勒斯坦人不断采取暴力行动。他说，“如果对对手抱有魔鬼意象，那么当对手采取毫无争议的行动时，我还会保持自己对对手的认识，而将其友好行为解释为源于环境的影响或限制。其采取非友好行为的倾向并没有改变，只是环境的某些特点逼迫其暂时友好。”[63]可以说，这是认知一致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认知类别和认知图式理论 领导人在处理国际问题时通常面临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总体信息量过大，有时还包括不够全面的信息，另一方面有用信息严重不足。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制定政策时总是试图尽可能多地解读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形成固定的模式再用于分析形势。认知图式能将“复杂和互不相关的事件压缩到连贯一致的模式中去”，但其结果往往会导致偏见，刻板印象就是典型表现之一。这种认知过程有很强的绝对性，即一旦认为某个群体具有某种特性，就会毫无例外地认为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具备这一特点。这种认知方式往往还是深度敌视或友好态度的象征，决定和支撑着特定的行为特点。[64] 比较典型例子是，美国总统布什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归类为“邪恶轴心”，是不可信任的敌人。
启发思维，走捷径 这种方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采取简单的同类类比，从历史中学习；二是运用简单的异类比较或比喻。[65] 历史是面镜子，从历史中学习可以说是政治人物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面对自己不清楚的决策环境时总喜欢与历史上已经非常明确的类似情况进行比较，并根据历史经验做出决定。这种认知方式的模式是：“历史事件———历史经验教训———未来行为”。[66] 例如，二战期间中共把美英在远东的政策比作远东慕尼黑，认为美英企图牺牲中国将日本的祸水引向苏联；又如，美国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希特勒占领捷克苏台德区后的形势进行类比，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对这两场战争的态度。[67] 正如杰维斯所说，从国际关系史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认知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还会影响到对接受信息的解读。“如果认为历史仅仅起到加强原有认识的作用，那么具有不同认识的人就不会从历史中得出同样的结论。”[68]
所谓比喻，就是把国际政治中看不见或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和事物比喻成一般人都较为熟悉的东西。例如，冷战期间美国的对苏政策被称作“遏制”，实际上其原意则是用容器把苏联“装”起来。这里苏联的共产主义被看作是向低处流的“祸水”。国际关系史中“冷战”、“多米诺”理论、“军备竞赛”、毛泽东的“纸老虎”等说法也都是简单的比喻。近来的例子包括美国将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说成是前者对后者的强奸，称一些国家为“流氓国家”等。不管历史类比还是比喻，这种认知思维一旦形成，其暗含的政策就顺势确定了。但是，历史往往是不会重复的，可以相比的两件事之间也非完全一致的，因此这种认知过程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五、三个学派的异同
本文试图将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归纳分类，以便总体把握研究进展，但在政治心理学研究实践中，各种概念往往交互使用，使用时要么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要么概念非常宽泛，试图把其他概念包括在内。正如有学者所言，随着研究的发展，“以新名字出现的概念往往和以往的旧概念惊人地相似；一个领域内的新发现实际上是其他领域内早已经发现的。”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缺乏相互沟通和借鉴，导致政治心理学家专注某个方面行为时忽略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在做什么。”[69]比较而言，三个流派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但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对国家决策和国家行为具有一定影响的人。决策者的作用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也有不同。决策者作用的大小往往取决于政府性质(专制国家领导人对对外政策决策的影响大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领导人性格(领导人是否对对外政策感兴趣) 、决策环境(如危机或形势不明或遇到新情况等)等。[70] 但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不同流派的关注点并不相同。
正像医生不去医治无病之人一样，心理分析也很少关注那些正常的领导人物。心理分析研究的多是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或在正常人看来非理性的行为。有些传记心理分析集中构建研究主体的总体个性，而有些传记心理分析学家则把目标限定于解释理性利益原则、环境逻辑或社会角色和期待难以解释的“事实”。这种传记“与一般意义上描述人生的传记不同，不需要说明整个人生，而只集中于那些与有意识的目标和适当的方式，以及弗洛伊德所说的‘不一般、不正常的或者病态’的行为。”[71]这样做的目的是借助心理学理论和概念分析解读这些不同寻常的行为，从而使这些行为成为可以理解、有道理的正常行为。这些研究大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对象往往是主要领导人，特别是非理性的领导人。
对个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处于决策地位，或能对决策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的人。在有关领导人个性与对外政策关系的研究中，赫尔曼提出，只有参加决策过程且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导人的个性才值得关注和研究，如美国总统、内阁制国家的总理或首相。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鲁本泽( S. Rubenzer)等人借助队115位总统传记作家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41位美国总统个性特点；温特劳布(W. Weintraub) 依据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回答记者提问的内容，分析艾森豪威尔等八位美国总统的个性特点。[72]
对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政治领导人物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扩大其研究对象的范围，简尼斯教授提出的小集团思维决策模式影响最大。小集团思维是指在一个内聚决策小组内部形成了无形的心理压力，使决策小组成员下意识地产生一些共同的幻觉，结果往往是过于自信，妖魔化对手，不能对客观现实进行充分的估计，忽视应当考虑的政策选择，从而导致决策过程的非理性和对外政策的大失败。[73]
除了将心理学运用于小组决策研究，有关特定群体认知的研究也成为新型的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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