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傍碧纱窗，说与人人道。（晏几道《生查子》词）
段尽柔肠归思切。都为人人，不许多时别。（晏几道《醉落魂》）
有个人人。生得济楚，来向耳边问道，今朝醒未？（周邦彦《红窗回》词） 斗匀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当做镜儿猜。（辛弃疾《南歌子·新开池戏作》词） 三、词汇学与修辞学
词汇学同修辞学的关系更是十分密切的，因为各种辞修手段的运用大都是同词语的选择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辞学就是研究词汇运用的学科。表示同一概念的同义词由于在感情色彩、风格色彩等方面具有种种差别，恰当选用，就会取得某种修辞效果。如古代汉语中表示“月亮”的词语有一百多个，表示“太阳”的词语有五六十个，表示“美女”的词语有一百多个，表示“酒”的词语有四五十个，表示“死”的词语有五六十个，词汇学在研究这些同义词语的时候，一定要同修辞学结合起来。
新词的产生，同修辞手段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就总的方面来说，借代和比喻是比较能产的，尤其是借代更是能产的。修辞学注意修辞手段的运用所带来的生动性、形象性、趣味性等表达效果，而词汇学则比较注意修辞手段的运用能否形成固定的转义以至构成新词。
思考题：
结合蒋绍愚先生的意见思考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语义学的关系。（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商务印书馆2005,1-24页）
附：蒋绍愚有关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语义学的关系的论述。 （一）训诂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词汇，但它是以词汇的研究为中心的。
1．我国古代训诂学的成就
（1）对词的本义和引申义的研究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通常一个字就是一个词，汉字是意音文字，往往可以借助字形的分析而推知字的本义。本义是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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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的出发点，掌握了本义，就可以提纲挈领地掌握一个词的多种引申义。所以传统训诂学对词的本义非常重视。《说文解字》就是通过字形分析来讲述字的本义的，许多字的本义由此书而得到保存。后代有不少学者对《说文解字》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词义的引申，我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了。《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尽管他的解释是错误的，但很显然，他是在寻找“大象”的“象”和意象的“象”之间词义上的联系。在古代的注疏中，虽然没有用“引申”这一术语，但实际上是在谈引申的问题。例如：
《诗经·豳风·狼跋》：“得音不瑕。”毛传：“瑕，过也。”孔疏：“瑕者玉之病。玉之有瑕，犹人之有过，故以瑕为过。”
（2）关于同义词的辨析
同义词的辨析《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日侵，轻曰袭。《左”传·襄公四年》：“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在传注中就更多。如《诗经·大雅·公刘》：“于橐于囊。”毛传：“小曰橐，大曰囊。”又：“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日语。《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郑玄注：“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离骚》”：“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王逸注：“近日离，远曰别。”
在《尔雅》、《说文》等字书中，同义词辨析也很多。……在同义词的研究方面，古代训诂学家提出了“对文”、“散文”、“浑言（统言）”、“析言”的概念。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说文》：“宫，室也。”段注：“宫言其外之围绕，室言其内。析言则殊，统言不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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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散文”、“对文”、“浑言”、“析言”不但指出了同义词之间细微的差别，而且注意到了词义在语用中的不同。
传统训诂学在同义词研究方面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接触到了古今同义词的问题。 （3）对于音义关系的探求
词是音义结合的产物。词的读音和它的意义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总的来说，音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给某种事物取个什么名称（也就是说，给某个词赋予什么语音形式），在总体上说是任意的。正如荀子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子·正名》）但是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由一个原始词孳生出若干孳生词，在这一组词里，音义却往往是有联系的。这种现象，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因此，很早就有“声训”，如：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就是注意到了“正”和“政”之间音义都有联系。这种声训，在汉人的传注中也颇为常见，都是用来揭示两个同源词之间音义的联系的。……清代的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等打破了这种束缚，明确提出了“训诂之旨，本于声音”（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叙》），训诂要形、音、义“三者互相求”。（段玉裁《广雅疏证序》）
（4）关于虚词的研究
虚词所表示的主要是语法意义，所以对虚词的研究可以归入语法研究的范畴。但虚词毕竟也是整个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从历史发展来看，许多虚词都是从实词转化来的。所以，关于虚词的研究，也可以放到词汇研究中来谈，特别按照我国古代的传统，对虚词的研究属于训诂学范围，这是确定无疑的。古人对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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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视。因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所以词序和虚词就成了汉语语法的重要手段，正确地了解虚词，对阅读古代的典籍关系很大。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对虚词的研究。
我国古代研究虚词最早的专书，是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此书共六十六个条目，对１３５个词或固定结构进行了解释，或是分析同一虚词的多种用法，或是比较相近虚词用法的不同，比起以前对虚词的解释，要详细得多了。特别是书中把文言虚词和当时口语中的俗语虚词相比较，这对我们研究宋元时的俗语虚词很有用处。
清代袁仁林《虚字说》对虚词研究的路子大体和《语助》相同，对虚词所表达的“神情声气”描写比较细致。它的一些说法后来为《马氏文通》所继承。《语助》和《虚字说》对虚词的研究主要属于语法研究的范畴，这里不细说。
和词汇研究关系更密切的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王引之在《自序》中说：“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 ，凡实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所以他“自九经三传、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由此可见，此书主要是为解释经传而作的，而此书的主要内容是纠正前人把虚词当作实词之误，以及阐发一些虚词久已湮没的古义。在这些方面，王引之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传释词》一书，在训诂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王引之《经传释词》着重在对具体字词的训释，而没有系统研究虚词的一般规律。但从他的训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虚词也有和实词相通的地方。
首先，不少虚词由实词发展而来，因此有些虚词的意义和实词有联系。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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