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把《诗·终风》：“终风且暴”解释为 “既风且暴”，纠正了从《毛传》以来训释之误，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而他论证“终”有“既”义所用的方法，除了根据《诗经》中同样的“终……且……”的格式排比归纳外，还从虚词与实词的关系来加以解释。“家大人曰：终，词之既也。僖二十四年《左传》注曰：‘终，犹“已”也。’已止之已为终，因而已然之已亦曰终。故曰：词之既也。（按：”“终风且暴”的“暴”应为“瀑”的借字。《说文》：“瀑，疾雨也。从水，暴声。诗曰：终风且瀑。“终风且暴”意谓既刮大风又”下暴雨。）
其次，虚词也和实词一样，有字形的通假。这种例子王引之举了很多。如：唯与“虽”通。……《荀子·大略》：“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此“唯”通“虽”。
（5）关于方言词汇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方言复杂的国家，在先秦的古籍中就记载了方言词汇的歧异。除前面引过的《左传》、《战国策》中的记载外，在《尔雅》中也有记载。如：《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又“笔，秦谓之笔。”
至于汉代扬雄《方言》、清代杭世骏《续方言》等，更是专门记载方言词语的书。
我国古代训诂学家不但对方言词语作了记录，而且对方言发展演变的规律作了初步研究。例如郭璞注《尔雅》就说明了扬雄《方言》中的词语在晋代的变化情况。
2．传统训诂学的不足
（1）首先，传统训诂学基本上没有脱离经学附庸的地位。古代训诂学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先秦的经典或秦汉时期小学的典籍作注，因此对古汉语词汇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当然，这不是说古代训诂学家没有涉及词汇理论，特别是清代的一些大师如段玉裁、王念孙等，他们有些见解是很精辟的；但他们这些观点，也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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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对具体字词的诠释之中。这就不能不限制了对词汇理论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着的训诂学遗产，是极为丰富的材料（历代的注释、字书、音义等等，还有散见于笔记、杂著中的词语诠释），以及大量极为精辟然而散见于各处的理论观点，亟待我们去整理、归纳、总结。 而这方面的工作，至今还做得很不够。
（2）传统训诂学基本上还是把古汉语词汇作为一个平面来研究的。尽管段玉裁提出了“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要“六者互相求”，而且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在具体的研究中，也有象上面所举的关于“屦”和“履”、“殿”和“堂”历史变化的精至之论，但总的说来，传统训诂学并不太注意汉语词汇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训诂学家们研究的重点是先秦和西汉的词汇，东汉以下，直至明清，各个时期的词汇研究得很少，就更谈不上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古汉语词汇作历时的描写并探索其发展的规律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今天要脚踏实地的从头做起，努力把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面貌逐步搞清楚，在此基础上，总结汉语词汇从古到今的发展历史，总结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
（3）传统训诂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摆脱文字形体的束缚，正如王力先生所说，严格地说，在清代以前的小学研究，是属于语文学的范围。清代学者打破了字形的束缚，重视了因声求义和声近义通，但其流弊又成为滥用通转。至于把语言看作一个语音、词汇、语法互相影响的完整的系统，这更是古代训诂学家所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不应以此苛求古人。我们今天来研究古汉语词汇，就应该正确处理形、音、义三者的关系，而且要把词汇放到整个语言系统中来加以研究。
（4）传统训诂学对词汇的研究在理论上不够准确和深入。这是和上面所说的第一点（即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有关的。以同义词的研究为例。既然训诂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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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读懂古代典籍，那么，说“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就并无不可，而这些词之间的差异就被忽视了。后来的训话学家对这些词的不同作出了说明，并提出“浑言”、“析言”等概念，这在对同义词的分析方面是一个进步。但是，究竟什么叫“浑言”，什么叫“析言”，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界说，对为什么会出现“浑言则同，析言则异”这种现象，更缺乏深入研究。又如所谓“反训”，也是一个很早就提出但一直没有说清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研究古汉语词汇，就要克服传统训诂学的这种缺点，一是要求其准确，一是要求其深入。在这方面，吸取现代语义学的研究成果，来用于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5）传统训诂学以解经、作注为主要任务，所以往往对僻字僻义花很大力气，而对常用词却略而不论。如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郝懿行《尔雅义疏》都是如此。也许，这正是使一些人对训诂学望而生畏的原因。应该肯定，对僻字僻义的研究、解释是重要的，因为僻字僻义确是我们阅读古书的一个障碍，而且，对有些僻字僻义进行研究，得出的是关于古汉语词汇的一般规律。但是，构成某种语言词汇系统的主要部分毕竟还是常用词，不论是阅读古书也好，研究古汉语词汇的规律也好，常用词有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应该把常用词的研究放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这样才能使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为更多的人接受，更好地为整理、继承文化遗产服务，也更有利于总结古汉语词汇的规律。
（五）词汇学与语义学
语义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最早是在十九世纪由德国学者莱西希（Ｋ．Ｒｅｉｓｉｇ）提出来的，他主张把词义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把这个学科叫做ｓｅｍａｓｉ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ｍａｓｉｏ意义，ｌｏｇｉｅ学）。现代语义学研究的不仅是词义，而是语义（包括词组、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但对词义的研究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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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部分。
语义学这门科学现在还不成熟。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所说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语义学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综合性的概述。”（Ｊ．Ｌｙｏｎ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６８）但语义学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它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乃至问题，对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都很有启发。
语义学研究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因此它的视野比较广阔，能注意到一些只研究某一种语言的人所不容易注意到的现象，并从中得出一些关于人类语言的一般性结论。在这方面，语义学吸取了人类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人类学家通过调查发现，表示颜色的词和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在不同的语言中是表现得很不一样的。……
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不同的语言中词汇的结构是不同的。尽管颜色和亲属关系都是客观存在，但在不同的语言中却用不同的词来表达，而且这些词并非一一对应。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汉语和英语来比较，这种情况也很容易见到。例如亲属称谓，英语中的ｂｒｏｔｈｅｒ，汉语中要按长幼分为“哥哥”和“弟弟”，英语中的ｕｎｃｌｅ汉语中要按父系母系分为“叔叔、伯伯” 或“舅舅”。反过来，汉语中的“桌子”，英语要区分ｔａｂｌｅ 和 ｄｅｓｋ，汉语中的“杯子”，英语要区分为ｃｕｐ、ｇｌａｓｓ、ｍｕｇ。
这些事实促使我们考虑关于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的问题。这一点到后面的章节再详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古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不同，我们立即会想到：仅就颜色词和亲属词而论，古今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古代有这样一些颜色词：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赪，三染谓之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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