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常识》），童忠良的《基本乐理教程》（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2001）等，都是各具特色和创建的力作。我国的乐理学科已经进入一个成熟发展的时期。
简要的历史回顾有助于理解西方乐理中国化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讨论乐理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我国各级各类音乐院校、系科现在教学中的乐理，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系统。多种模式，各据特色且尚在发展。尽管最早的框架和内容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在与中国新音乐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比较、认同、改造或创新的变化。也要不断与中国的传统乐学碰撞，融合其中许多有实践意义的普及知识，服务于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这就是西方乐理的中国化。
自徐日昇以来相继传入中国的各种乐理版本，本身也不是统一的，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色。大凡能真正立住脚跟为中国的音乐实践所采用的，事实上早已经中国化了。它最基本、最稳定的那些因素，包括约定俗成的术语、概念，以及在这些知识影响下产生的难以计数的音乐文献，已经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是中国音乐文化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也是今天中国人理解和学习音乐不可缺少的思想和物质依据。我们不能因为其中的一些原理与西方音乐相通，就认为那不是中国的，或者仅仅承认是表面上的相似。音乐本来就有共性。如果中西音乐在所有的原理上都截然不同，国际间还能有音乐交流吗。另外，也不能因为有的术语或概念与我国古代的某些说法不一，就否认它和传统的联系，甚至主张废弃今俗恢复旧制。那也是万万行不通的。传统是一条流变的大河。古人的某些用语，在今天改变了说法，或者因新的实践需要而产生了新的语汇，是所有文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就像中国近代史上文言变白话文一样是历史的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正视新乐理的“合法”存在。如果一定要讲传统，这也是传统的一部分，只不过这是近代的传统，而且是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传统。历史的选择，人民群众的实践，数代新音乐工作者劳动和智慧的结晶，理应受到尊重，是不应该也不可能随意否定的。
这里，不由得想到前几年关于中国乐理的那场激烈争论。问题的实质确实如周勤如所言：“不在于要不要研究中国音乐理论，要不要实践母语文化教育和批判?欧洲文化中心论?。对这三个问题，回答都是肯定的。但必须强调，这种研究、实践和批判应当采取科学的、冷静的态度”（注⑤）。我以为，科学、冷静的态度首先应当包括学会尊重中外古今的一切优秀音乐理论遗产。不能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由，将西方乐理或我国新乐理的合理部分作为对立面随意挞罚；也不能对传统乐学的一些问题片面诠释，或以自己杜撰的体系强加古人，对善良无知的年青人产生误导。在涉及这一领域的新编乐理教材中，前面已经提到的晏成佺和童忠良的两本就让人感到容易接近多了。至少他们是在平心静气地比较，寻求融通，不是非此即彼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当然，他们这种“中西合璧”乐理教材的模式也是可以讨论的。以本人在音乐学院多年教学工作的体会，基础乐理课程面对的是刚入学的各个专业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人的音乐理论水平有限，要他们一下子就进入那么复杂的传统乐学理论的学习，实在是勉为其难。在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的更大范围实施起来困难将会更多。其实，童忠良先生对此早有所料，故在他书中传统乐学和现代乐理部分都标有“⊕”号，并明确指示这些内容是可以“灵活处理”“甚至可暂时跳过不讲”（注⑥）的。总的来说，关于中国传统乐学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不够深入，应当继续鼓励提倡。音乐院校和师范院校的音乐专业，针对不同的情况，开设包括古谱学在内的必修或选修的传统音乐理论课程，
也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这类课程涉及太专门化的知识，不易为初进学校的低年级学生所掌握，而且不同的专业方向对此的需求也有差异，还是与基础乐理分开，放在民族音乐相关专业的较高年级开设为好。
基础乐理教材的编写，根据这门课程的定位，应把握好科学性、普适性、实用性和简明性几个特点。
科学性，就是必须严格把握本学科各点知识的客观、系统和准确。特别是一些基本概念，不能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甚至自相矛盾。要杜绝一切伪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无稽之谈。 普适性，就是充分重视它作为基础课和共同课的教育功能。基础，是指当今世界通用的音乐知识基础，音乐入门教育的基础；共同课，则必须考虑到各专业学生的共同需要。过于专门化的知识，关于中国音乐传统乐学的系统理论，应留待更高层次或更专业化的教育中去掌握。
实用性，是要确立一个应用学科知识系统的选择标准。面对浩如烟海的乐学理论，只应选择那些对初学者有较多实践意义的知识。 简明性，这是入门教育的基本要求。须提倡区分对象因材施教，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拒绝复杂与繁琐。因害怕遗漏而面面俱到，甚至将和声学、曲式学、旋律学等其它课程的内容大量植入，使基础乐理变得十分繁难，不易掌握，那就有违开设这门课的本意了。 新乐理的发展历程，留下了数代前辈音乐家们的沉稳足迹，浸透着一种诚善、务实的精神。不求在音乐ABC上辉煌的创造，只盼音乐的辉煌普照人间。正是这样的精神和实践造就了西方乐理的中国化，铸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新学科。有人说，教师，就是千百次地重复大家已经熟悉的知识。这话有一部分道理。乐理，或者宽一点将视唱练耳包括在内的基本乐科，本质上是音乐的启蒙教育，知识系统比其它学科更要求稳定和实用。在这个平凡的事业中，只有那些甘当铺路石的人才能真正地有所作为。愿前辈乐理学工作者们留传下来的这种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注 释：
① 主要指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和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两部专著，本文关于西方乐理早期传入的若干史实均援用他们的叙述。
②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第93页。
③ 引自肖友梅论文《乐法研究》。陈聆群等编《肖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155页。原载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1920年6月30日第一卷第4号。
④ 缪天瑞编译柏绍顿著《乐理初步》，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⑤ 周勤如《研究中国音乐基本理论需要科学的态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三期，第3页。
⑥ 童忠良《基本乐理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目录第5页。
其它参考书目：
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
汪毓和编著《中国近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音乐书谱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相关推荐：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