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dres和pritsker（1998）认为，信息不对称和跨市场套期保值能力是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本原因，因为没有关联信息甚至没有直接共同影响因素的不同市场会发生同样的变动。imf（1998）认为大型全球性机构在许多不同市场和国家进行经营，产生了似乎不相关市场之间出现溢出效应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溢出效应是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masson（1999）在简单两国模型的多重均衡基础上来讨论金融危机的传染机理，证明了“季风效应”和“波及效应”的存在。波及效应模型表明，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会直接或间接地从贸易渠道来恶化与其贸易密切的国家经济基础，从而诱发该国潜在金融风险转化为现实危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另一个模型是多维平衡点传染模型：一国经济中的多维平衡点和投机者的“自促成”因素导致金融危机，诱发该国投资者重新评价其他类似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产生“自促成”投机者对类似国家的
冲击。hausken和plampler（2002）用一个流行病模型来解释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认为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与流行病在人群中的传染有相似的机制。 （五）孪生危机模型
kanminsky和reinhart（1999a，1999b）的研究表明，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往往相伴发生，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被称为“孪生危机”。stoker（1995）认为，在固定汇率机制下，外部冲击首先会导致货币危机，当货币危机发生后，信用收缩，破产增加，银行业危机发生。mishkin（1996）认为货币危机发生时，银行用外币计值的大量债务会使得银行业面临问题。velasco（1987）认为银行业危机发生后，政府的救援行动使得财政赤字货币化，从而导致货币危机发生。mckinnon和pill（1996）认为，金融自由化、外资大量流人、信用扩张和经济衰退是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共同原因。goldfjin和vades（1995）认为金融中介对外资波动和商业周期的放大作用最终会导致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
（六）羊群行为模型
“羊群行为”是信息连锁反应所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个体依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发生时，个体趋向于一致行动，社会整体的一个较小冲击会导致群体行为的发生巨大的偏移，个体甚至可能放弃私人信息而仅仅依靠公共信息来选择自己的行为。
chari和jagannathan（1988）认为银行挤兑过程中羊群行为发生是可能的。存款者能观察到属于私人的白噪声信号，并根据这些私人信号和公开场合能观察到的其他存款者的行动来采取相应的行动。信息是私有的且不完备，但行动是能公开观察得到的，这就导致了“社会学习”（sociallearning），没有采取行动的存款者试图根据其他存款者的行动信息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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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所有的存款者最终都不考虑自己的私人信息，而依赖于公共信息，从而羊群行为发生。存款者之间的羊群行为会导致银行挤兑的发生。
lee（1997）以及chaff和kehoe（1998）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和金融资产价格之间会产生多重均衡的对应关系，是由投资者在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预期形式模式所导致的预期行为。krugman（1998）认为金融市场上易于产生羊群行为的原因在于投资的委托代理问题，因为大部分投资在一些易于发生危机国家的资金通常是由资本的代理人来代为管理的。calvo和mendoza（1998）认为，即使单个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不是序列进行的而是同时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之间的羊群行为也可能产生。如果一个投资者收集一个国家信息（或一个存款者收集一家银行的信息）的成本是高昂的，那么投资者（存款者）就会放弃私人信息，而按照公共信息来选择普遍的行为，经济（银行）的不利冲击就可能诱发羊群行为，从而使经济（银行）从一个没有投机攻击（银行挤兑）的均衡转移到一个有投机攻击（银行挤兑）的均衡。
（七）“外资诱导型”货币危机模型
worldbank（1997）和calvo（1998）提出了由外资导致的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大规模外资的流人、波动和逆转是导致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大规模外资流人对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业的运营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宏观经济稳定性变弱（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资产泡沫化等），导致银行业过渡放贷，风险贷款比例、不良贷款比例增加，银行业变得更加脆弱。当有外部冲击或内部
振荡时，投机者将会发起投机冲击，外资逆转，货币危机发生。这种模型强调外资通过银行业信用过渡扩张的传导机制使本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业脆弱性增强。
chang和velasco（1999a，1999b）的有外资冲击的协调失败模型是diamond和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在小型开放经济中的应用，当一国经济有外国资本输入时，短期外债是国外投资者之间协调失败的根源。资本输人对一国经济而言并不是坏事，资本输入使得输入国可以利用更多经济资源，输入国的经济福利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资本输人的短期性质对经济却是有害的，因为短期的资本输入使得国外投资者之间会出现协调失败，从而使经济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均衡。国内存款者之间的协调失败消除后，国外投资者之间仍然存在协调失败的可能。在封闭经济中，消除协调失败的有效手段是禁止提前提取存款或对提前提取存款进行征税。开放经济中消除协调失败的有效手段依然是禁止撤资或对撤资征税。 （八）内生增长模型
dekle和kletzer（2002a，2002b，2004）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了金融中介部门，建立了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的金融危机模型。他们的模型表明，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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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导致银行业危机和持久的经济衰退。当政府为存款提供存款担保并对银行业的谨慎监管不充分时，银行中介事实上担当了政府与存款者之的转移功能角色。银行一方面将从优质贷款中获得的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配给存款者；另一方面却不断累积最终由政府承担的不良资产。政府对银行中介干预的时间选择会影响干预后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等待观望的时间过长，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也会发生银行业危机和持久的经济衰退。dekle和kletzer（2002a）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还讨论了外资输入、国内投资、公司债务、企业价值、银行股票价值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在他们的模型中，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不得力和政府对银行或明或暗的担保，而政府过晚的干预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九）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扩展
desai和henry（2003）认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忽视了危机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以至于无法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理性预期假设。有两种方法可以对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扩展：一种是像beeby、hall、henry和marcet（2003）那样，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理性预期假设用“适应性学习”（定义见evans和honkapohja（2001））来替代；另一种是按照morris和shin（1998，2000）那样考虑基础变量的不确定性，用“有差异的私人信息”来代替“有关经济基础变量的公共信息”方法消除由预期驱动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均衡的不确定性。但prati和sbracia（2002）认为用morris和shin（1998，2000）的方法所得到的唯一均衡仍具有“协调失败”的性质，因为均衡时是否有投机攻击发生是由信仰的结构和经济基础变量的行为共同决定的。 四、结语
金融危机理论至今已经发展了三代：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或扩张的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间的不协调；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导致经济中的多维平衡点，而自促成因素使经济从好的平衡点转移到差的平衡点，危机具有自促成的性质；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着眼于金融中介的
作用。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还没有统一的研究范式，理论模型还不是很完善。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大致又可以分为三类：由经济基础变量所驱动的危机模型；由金融恐慌所驱动的危机模型；强调投资者预期形式与经济基础变量之间联系的危机模型。由此可以看出，强调金融危机与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强调经济基础变量与投资者预期形式之间的联系是金融危机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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