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事者”，是两个世纪前由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迪斯特·萨伊引入的，指的是一类特别的经济参与者，他们并非单纯的企业创办者，而是那些“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的领域转入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的领域的人们。20世纪的成长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则将这些社会企业家描述为：重大的经济进步所需要的“创造性的破坏” 的来源。
蒂斯（Dees，1998）认为社会企业家是那些社会部门充当改革推动者角色的人，这些人具有以下一些特征：首先是持有一种信念去创造并维护社会价值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其次，社会企业家能发现并不懈追求服务于这种使命的机遇；第三，社会企业家能够不断地创新、调整和学习，以使社会企业能不断地持续发展；而且，为了创新，这些社会企业家必须勇敢地采取相应的行动以突破现有资源的限制；一些社会企业家在发展中，会收到捐赠，这种情况下社会企业家必须得对捐赠者负有高度责任的意识。
而博斯基（Boschee，1998）则认为社会企业家是不以营利为主的管理者，他们在关注市场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道德义务和营利动机，而这种平衡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和灵魂。
而汤普森、艾维和里斯等人（Thompson，Alvy,&Lees,2000）则将社会企业家定义为那些能够意识到某些活动是国家福利体系不能满足需要的人物，这些社会企业家能够集中必须的资源（比如人力、志愿者、资金以及建筑等）来改变现状。与此相类似，伯恩斯坦（Bornstein，2004）也认为社会企业家能够创造性地应对主要问题，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不会轻易对困难说“不”，在尽到一切努力之前绝不会放弃。这些社会企业家是那些致力于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这些人拥有改善人民生活的强大理想，并致力于在许多城市、国家、乃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施他们的理想。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
（三）不同地区对社会企业家的定义
社会企业家最早起源来自于19世纪的英国的社会慈善家，其最明显的身份标签就是“创新”，通过“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使用的手段是在资本力量不愿涉及的领域开拓新的市场机会。因此，英国更强调社会企业家来自公共部门，通过公共部门使得企业家精神能够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
而美国的社会企业家按照其身份以及时间发展顺序大致可以分为三代。美国的第一代社会企业家基本都是大学教师，他们的发言主要以理论为主。而第二代社会企业家则是那些白手起家、活跃在现场的中年实干家。这些人大多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一类的市民运动，其后便退隐“山”中，过起LOHAS式（注重健康与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的生活，直到被人们称作是“社会企业家”。而目前美国的第三代社会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大多出身哈佛、耶鲁等名校，毕业后则都曾在摩尔根斯坦利、麦肯锡之类著名企业中工作，有过一段全力追求商业利益的经历，但若干年后忽然开始对现实感到不满，从而结束了此前的职业生涯，转而成为“社会企业家”。因此，就美国而言，社会企业家更多地来自商业部门，而不像英国那样主要来自公共部门。
日本在法律上还没有给社会企业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社会企业主要是指那些注重业务运营的NPO和以从事社会性业务为目的而建立的公司。为了更加有效、高效地解决地区性社会问题，人们越来越注重NPO等市民活动的业务性，对于社会企业家的关心程度也不断提高。与“社会企业家”名称相比，“社会起业家”、“社会企业”及“社会创业（ Social Venture）”等称呼更为普遍。
尽管目前对社会企业家的概念仍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其本质的内涵却基本是一样的，这些社会企业家通过企业的形式来改善社会的问题。与商业企业家相比，他们追求的并非利润，而是将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上。社会企业家并不是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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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斥的所谓标新立异的怪人，他们来自于各个领域，可能是教会、政府公务员、教师、NGO、商人等等，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长期关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进而，他们看到了新的市场机会，并且真正着手去实现。
国外“社会企业家”的特征
社会企业家与其他人，或其他企业家相比，并不一定是更有信心，更执著或更剥削。这些社会企业家之所以成为社会企业家，最大的特征是与他们动机的性质有更大联系。社会企业家有成功的社会企业家与失败的社会企业家之分，本文所指的社会企业家是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社会企业家。
（一）社会企业家的六种品质特征 伯恩斯坦认为，成功的社会企业家是那些矢志不渝地实现一种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重大的目标的人们。他们总是更为系统地寻找机会，估计困难，检测效果和预先规划。他们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率，对于雇员、业务关联者或合作伙伴们，更能承担义务和责任。这些社会企业家更注重长期的考虑，而非短期的收益。
根据伯恩斯坦的理解和归纳，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具有六种很明显的特征。 1.乐于自我纠正
成功的社会企业家非常善于自我纠正，这种自我纠正的倾向并非处于其对某个方法或项目的眷恋，而是处于其对一个目标的坚持与执著。
与年轻的企业一样，社会企业在面对问题、新的机会和不断变化着的市场条件做出反应时，通常要经历许多反复，否则一个企业不太可能达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地步。对于这个持续不断的适应过程来说，社会企业家的了乐于自我纠正，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社会企业的成长壮大，社会企业家常常会失去与市场的直接联系，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一些渠道间接地得到信息，而且对问题的认识往往会滞后，这时就需要社会企业家的自我纠正才能使社会企业继续发展。
2.乐于分享荣誉
对于社会企业家而言，乐于分享荣誉与通往胜利的“关键路径”是有很大联系的。社会企业家与人分享的荣誉越多，就有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他们。当社会企业家不在乎荣誉将归于谁的时候，他能获得的成就是没有限度地。当然，与自我纠正一样，这种品质也来源于动机自身。如果一个社会企业家真正的动机只是为了造成一种变革的话，那么分享荣誉就会自然地来临。然而，如果真正的动机是要人们认可是他造成了变革的话，分享荣誉可能就是有悖于本意的了。
3.乐于自我突破
社会企业家可以通过改变现存组织的方向来造成变革。国外的社会企业家是在民营部门中发现最大的自由的，并去试验和推广新的想法。虽然在企业中也有相当大的自由，但企业必须对可能在较短期间获得利润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市场推广，也因此而受到限制。许多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的组织并不产生利润，或者是需要比投资者发明家愿意等待的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有所突破。
社会企业家面临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较大差距，使得他们必须能够自我突破，超越他们领域的正统观念去看待事物，从而能够发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手段。
4.乐于超越边界
从既定的结构中独立出来，不仅有助于社会企业家们摆脱那些主导概念的控制，而且也给予了社会企业家以新的方式去组合资源的自由。社会企业家们以一些社会不会自然形成的配置方法，将人们的想法，经验，技能和资源组合在一起，去创造新的社会合成物。
面对一些整体性的问题，社会企业家们毫不犹豫地超越了纪律的边界，将不同领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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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召集在一起，那些人有各种各样的经验与专业技能，他们在一起，能够创造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一些突破质的飞跃的全新的方法。社会企业家的这种“创造性结合”，可能是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过度细分与专门化所作出的一种本能反应。这可能就是今天许多社会企业家，都在将许多本来各部相关的功能加以集成的原因所在。
5.乐于默默无闻地工作
许多社会企业家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地去实践他们的理想，他们以一组或一对一对的方式去影响他人。要理解和衡量他们的影响力，通常是极为困难的。他们得到承认时，往往都是在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多年之后。
一个人必须具有非常纯粹的动机，才能长久地甘于寂寞，去实践一种理想。社会企业家必须是那些能花费时间去寻找地点和机会，以期对重大进程产生影响的人。这些地点并不总是最明显的，这些机会也不总是在许多人期望的时间出现的，任何想找到他们的人，都不得不抛弃聚光灯下的显赫。
6.强大的道德推动力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社会企业家的经历不是来自于利润，而是来自“建立一个私人王朝的欲望，在竞争的角斗中征服的意志和进行创造的欢乐”。与商业上的企业家相比，道德准则是社会企业家的基岩。在讨论社会企业家时如果不考虑其动机的道德性质是没有意义的。社会企业家与企业家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在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在于他们的远见以及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无论每个社会企业家经历如何，在他们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每个社会企业家在生活中的某一时刻会果断地对他们所产生的想法采取决定性的活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和道德变得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为重要，道德的推动力可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从而使社会不断发展。
（二）社会企业家具备的条件
查尔斯等人认为每个社会企业组织都有一位核心人物，即统领这一组织的社会企业家。如果没有一位具有个人魅力的核心领导者，这个组织就不可能存在。查尔斯认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企业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创业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改变现状的能力（Charles Leadbeater，2006）。创业能力指的是社会企业家能发现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被闲置的资源来解决那些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创新能力则是指通过把传统意义上互不相关的做法进行有机结合，社会企业家能创造新的服务、新产品和新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家改变现状的能力主要指的是社会企业家会对自己领导的企业进行改革，也能使一个垂死的企业重现活力。最重要的是，他们能通过发掘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来改变他们所服务的社区和人群。
查尔斯认为，一个成功的社会企业家通常也是一些有领导力、善于讲故事、深谙人事管理、有远见、能把握机会且善于建立同盟的人。社会企业家所具备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能力就是领导力。他们非常善于给他们的企业设定一个使命，并调动人们为这使命而努力。同时，社会企业家必须作为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向人们传达他们的使命。在一个社会企业组织中，社会企业家必须能和员工进行很好的沟通，尤其是那些在项目早期阶段加盟的、带领整个项目向前发展的核心员工。尽管社会企业家都很有远见，会以富于教益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决不会让自己深受计划和战略的束缚，而是切合实际，把握机遇。常常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变化，善于依靠一个更为广泛的支持网络来使企业发展壮大。
八、国外社会企业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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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将会给出一些国外成功的社会企业家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会发现这些人如何在市场和政府都失灵的社会领域，凭着决心和创造精神，创造出的非凡成就。
1．印度贫民眼科医生
印度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也是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目前仍有上亿的贫困农民，还有很多因患白内障而失明的人。
印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眼科医生，58岁的时候面临退休。他觉得行医几十年，赚了很多钱，应该回馈社会，于是决定开一家专门给穷人治病的眼科医院。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借了一笔钱，开了一家医院——刚开始仅7张病床。
他的经营方式是:如果是最穷的人来治眼病，完全免费；比较穷的，收1/3的钱；要是比较富的或者有正常收入的，就收正常的医疗费用。因为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医生，有钱人也愿意找他看病。他就用对富人的收费来补贴穷人。另一方面，他专门治白内障，医院像生产线一样，技术和设备利用的效率都很高，能够降低成本。所以他的医院迅速扩大，几年以后，每年能够救治7万人。
后来，他找到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专门给他设计，怎样对不同的人收不同的费用，由富人买单贴补穷人。由于收费制度设计非常好，所以医院越做越好，到了90年代以后，他的医院每年能救治20万人。
在这个过程中，他碰到一个问题：有些病人需要更换角膜，而人工角膜非常贵——当时是300美元左右。于是他找到美国的人工角膜制造商给他捐助。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联合起来，要求人工角膜制造商降价，把价格降压到100美元左右。厂商的利润大减，就不愿继续给印度的贫民眼科医院捐助了。
这个印度医生就想，我能不能自己去做呢？因为人工角膜的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他坚信这个东西成本不高。他把人工角膜厂商的退休专家请过来，按照大规模生产思路的研制。最后做出来了，成本只有10美元。人家卖100美元，他只卖30美元，对特别穷的人免费。最后，他生产的人工角膜占据世界 1/10的市场，成本低到5美元。他的贫民眼科医院也推广到了更多的地方。
2．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
200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建的格莱珉银行 (也称孟加拉乡村银行)，以表彰他们“自下层为建立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的努力”。
尤努斯博士是小额信贷的创始人,它是为穷困地区发展信贷需求所创立的一种信贷方式。尤努斯，这个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孟加拉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的孟加拉上层精英人士，以满腔的激情、虔诚而强烈的道义感去关注那些处于饥饿与赤贫中的穷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比的坚韧，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和固执的经营理念。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期间，尤努斯证实了格莱珉“微贷”模式可以大规模帮助贫苦家庭战胜贫困。他主导了一个全球运动——“微贷革命”——这一运动在国际开发中制造出一系列的变化。从1974年开始，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他从27美元(贷给吉大港大学附近村庄的一名妇女)微不足道的贷款艰难起步，发展成为拥有近四百万借款者(96%为妇女)、1277个分行(分行遍及 46620个村庄)、12546个员工、贷款总额达40多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8.89%的庞大的银行网络。其为贫困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成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银行信用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现在有23个国家仿效格莱珉乡村银行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农村信贷体系。就连美国这样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成功地建立了格莱珉网络并有效实施反贫困项目。自创立以来，小额信贷迅速推广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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