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汉学研究特点 - 《皇帝与秀才》读书报告

史景迁的汉学研究特点

——《皇帝与秀才》读书报告

[内容摘要] 史景迁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从小人物个案反映宏大的历史，以“说故事”的方法叙事，获得别人的视角看历史，用通俗的表达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并努力从中国历史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其优点表现在历史视野、多视角及问题意识的不同上，局限性则有缺乏分析论证、材料偏颇、为追求情节致逻辑上不合常理、笔下的“硬伤”多等。但这不妨碍他在史学的新研究范式、史学研究新转向和对中国文化的重构及世界文化发展的启示上取得开拓。对于史景迁的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我们应该拿出正确的态度。

[关键词]海外汉学研究；史景迁；特点；优点；局限；拓展意义

史景迁，原名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ce），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由于敬仰司马迁，史景迁著作的风格有模仿司马迁写作的明显痕迹。作为北美汉学三杰之一，史景迁的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因内容通俗又有故事性而成为大众畅销读物。1980年以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想要了解中国，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就是看史景迁写的书。史景迁对明末清初的历史兴趣尤其浓厚，他在2005年出版的《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一书，从清代宫廷档案、谕旨、奏折等史料中描述雍正王朝著名的文字狱——曾静案。全书从张熙投逆书开始写起，一直到雍正死后乾隆毁书为止，通过曾静、张熙、雍正、岳钟琪、吕留良这几个人物的命运轨迹，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体现出典型的史景迁式汉学研究特点。史景迁的汉学研究有其优点和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该研究领域取得相当的拓展意义。接下来就以《皇帝与秀才》这本书为例，对史景迁的汉学研究进行分析。 一、史景迁的汉学研究特点

遵循西方汉学研究对中国历史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又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研究的成果，将历史投射到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上。清朝文字狱始

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成为阻碍中华文化发展的一大羁绊，书中就以曾静案为代表，叙述了文字狱的全过程。同时还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反映各阶层的特点和命运。秀才曾静和书生张熙代表当时不得志的下层知识分子，愤而想要推翻统治，最后归顺于朝廷并被杀害。西北大将军岳钟琪代表手握重权的朝臣，既有为国效忠的热情和能力，向往高官厚禄，又害怕统治者的猜疑。雍正和乾隆代表想要完全控制局面的统治阶级，残忍、冷酷，不容许任何威胁自己地位的事物存在，但又想保全好名声。吕留良属于前朝的遗民，怀念旧王朝，保持自己的气节，不愿为新王朝服务，但有很高的学识和影响力，这类人最为当权者痛恨和忌讳。

以“说故事”的传统方法娓娓道来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作为一本学术研究著作，《皇帝与秀才》的内容却有小说的典型人物、典型情节、典型环境这三要素。在人物形象上，通过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塑造出从皇帝到落魄书生等不同人物的典型形象。情节时而紧凑时而舒缓，有多处波澜起伏的转折，描述事件经过意在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曾静的命运几次反转，先受吕留良的著作影响想要反清，被抓后严刑拷打依旧不愿悔改，再被皇帝的招降政策感化归顺朝廷，与皇帝共写《大义觉迷录》为统治者说话，被放归家乡后帮助朝廷抓同党，最后还是被乾隆杀害。选取的典型环境有大军驻扎的西北军营，夺嫡斗争后皇帝与朝臣不合的京城朝堂，地势偏远穷困的湖南乡村，以及经济相对发达、文人聚集的浙江一带等。

获得别人的视角，通过这个人的眼睛看到那段历史。如序幕《投呈逆书》从张熙的视角写，交代了他投逆书前表亲逃离、身无分文的境地，害怕惹祸上身的心理，最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投书的过程。第一章《岳大将军》从岳钟琪的视角写，交代了作为年羹尧继任，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皇帝对于自己的猜忌，以及拷打逼问投书的张熙来向皇帝表忠心的复杂心理活动。第三章《信使踪迹》从抓捕投书同党的官员们的事视角写，交代了各地复杂的社会情况，也交代了同党们的身世背景。第八章《法外施恩》从雍正的视角出发，写他想把吕留良为代表的一类反动人士清除干净但朝臣们不配合的复杂心理。第十一章《探赜索隐》从曾静的视角出发，交代了他归顺朝廷后，努力追踪当初冒充王澍来骗他的人的经过。

用通俗浅显的表达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历史，并努力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史景迁面向的读者是西方人，他希望让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历史可以“拨开云雾见青天”，所使用的表达方式都是通俗易懂的，全书没有难懂的典故或生僻的文字。他代表西方学者观测、理解中国，是为了解决西方自己内部的文化需要，为了平衡自身文化内部的矛盾而找寻的镜像参照物[1]，所以史景迁一类的西方人坚持研究“探讨并创造性地阐述他们半知半不知的中国社会及其价值[2]”。 二、优点和局限

1、优点

历史视野不同。一方面，史景迁不仅重视传统历史材料，也极力开拓边缘材料的历史价值。他主张摆脱现有史学羁绊，掌握的史料都是从各处图书馆档案馆挖来的一手资料，这要归功于他在耶鲁专门收集各种资料的御用团队。另一方面，史景迁研究突破了传统知识阶层撰史的局限，他没有等级观念，作品中的历史人物没有因为出身高贵受到表扬和赞赏，也没有因为地位卑贱遭到批判和藐视。他将目光从中国都市的知识精英阶层移到了农村最低层，转向弱势群体、边缘文化、下层社会，力图通过17 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危机展现下层人生活的悲惨。

多样的视角。“人”是史景迁关注的核心[3]，他不从利害、忠奸、力量对比等功利角度去看历史，较之历史人物的具体事功，他更关注他们的内心剧变，不断改变视角，时而潜入皇帝的内心世界，时而又站到曾静这样的小人物身边。提供的图景既有清晰的逻辑，又包容了许多的可能，保留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复杂。

另类的问题意识。近代以来，中国人解读历史的方式走向单调化，历史作者常只会用严刑拷打的方式来逼问历史：为什么？这是谁的责任？一切问题最终都会还原成“我们为什么落后挨打”，除了政治关怀之外，很少关注心灵的苦痛、精神的挣扎、情感的幻灭以及存在的价值。总之，史景迁关注的东西，我们基本不关注。

2、局限

缺乏分析和论证。史景迁直接以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钻研成果和历史考证，不提供研究的经过，虽有一定的文本依据，但基本都是主观的想象，不同于史学意义上的“思想史”。后者虽然也是研究传主的思想和心态，但主要以旁观

者的角度，根据材料得出结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史景迁模糊了作者和传主的界限，容易将书写成历史小说。如果史学可以通过想象来创作，那么研究者不必去搜寻一手资料，遇到困难时只要发挥想象。历史学家与小说家都在讲故事，但历史学家在讲故事的同时，也是在提出问题并试图回答问题[4]。叙事史要求在叙事的同时，也要有所分析，做到叙事与分析的高度统一[5]。侧重史学科学性的评论家对史景迁著述分析性的不足表示不满。

考证材料偏颇。较之传统学者偏爱的正史信史，史景迁更喜欢常为人轻忽的档案材料与野史笔记、私人信件和日记。虽然从这类材料可以中获得更为新鲜的证据，但野史笔记一类有戏说、以讹传讹等浓重的主观因素，私人信件和日记中也有相同的问题，可信度大打折扣。

追求情节，逻辑上不合常理。史景迁继承了太史公说故事的传统并发挥到极致，然而学术研究应该严守史学的某些底线和标准，书中一些为追求反转效果的情节没有合理的铺垫，显得突兀。如皇帝让曾静看三种机密文书，第一章《岳大将军》中花了大篇幅交代了皇帝与西北大将军岳钟琪的通信文书十分机密，要专门人专道日夜不停地直接传送对方手上，但在第十章《珠联璧合》中，皇帝不仅把自己和岳钟琪的通信文书给曾静看，还给他看了自己批的奏折、判决的刑事案件卷宗等。又如第四章《湖南查案》中，震怒的皇帝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抓捕曾静，在第十一章《探赜索隐》中皇帝却轻易地放了曾静回乡，还给他一千两白银。再有，曾静刚被抓时怀着反清的思想，被严刑拷打也不屈服，后来轻易地就被皇帝的文书打动，被放回家乡以后还主动地帮助皇帝追踪其他犯人的踪迹。

笔下的“硬伤”不少，书中处出现不少错误，被后来的翻译者纠正。在第二章中，“得以具折奏官员两百人以上[6]”，实际上得以具折奏官员有一千人以上，原因是考据的著作有错；又如使用“廷寄[7]”一词，清朝军机处成立以后才叫廷寄，之前寄信的形式同但称呼不一样，原因在于缺乏史学常识。在第三章中，查嗣庭出了考题“维民所止[8]”，被以“雍正去头”陷入文字狱，实际上查没有出这道考题，原题是“百空盈止，妇子宁止”，把最后一个“正”字改为“止”，原因在于听信误传。在第六章中，“鄂尔泰是康熙年间的举人[9]”，鄂尔泰通过的考试其上有贡生（会试）、进士（殿试），功名不仅限于举人，错误的原因在于主观上改动史实；又如“吕留良复考不中反恨朝廷[10]”，实际上吕是因思想改变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