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死生亦大矣”。魏晋人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更多的思考探索人生的要义，显然，与社会的斗争如果还有一点点希望，与时代的抗争则是毫无希望的，魏晋人虽然没有哈姆雷特的痛苦厉害，但是一定比哈姆雷特的烦恼多。陶渊明是时代的先驱，出世是他的唯一选择。
贫居的动力是乐道
现实的逼迫使陶渊明的理想归于破灭，是壮烈的死，抑或屈辱的生？前代的哲人为后来者指出一条道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善”就是要乐道，就必然要“贫居”，因为赤诚的报国之心被门阀政治堵在穷巷，也把诗人的理想放逐在僻野。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苦闷也是诗人所不能有的。一个个短命的皇帝，一个个短命的朝廷，让这辈人看见了浓缩的历史，也更理性的解析了历史与政治的真相。“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质是发自诗人心底深处的。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表达了自己的志趣：闲居少言，不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衔殇赋诗，以乐其志。 贫居的实质是与社会的决裂
道不同，不相与谋。陶渊明在现实之路上不得畅通的情况下，寻求自我的实现，唯一的路径就是逃避，越是与人生远离，诗人的心就越是轻松纯净。
《归园田居》表现了他返自然的实质确是与社会的决裂：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尘网、樊笼就是作者所认识
的社会。这首诗可以视为作者与现实决裂的檄文，是与黑暗政治决裂的标志。可以说，诗人从此踏上了自我修炼之路，再不原与社会现实有任何的瓜葛。
如果说《归园田居》是战斗檄文，那么《归去来兮辞》则是他与社会说再见的宣言书。“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过去已铸成大错，未来尚可补救，那么诗人犯下的是什么大错？又要补救什么呢？作者的意思就是远离尘网，入世是错误的，入世思想也是错误的。但是远离尘世并非作者本愿，他的内心是苦闷的，“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而文末几句话与王羲之的《兰亭序》有异曲同工之妙。“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诗人与社会决裂后的归宿在哪里呢？文中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泉以赋诗。”诗人明白的告诉我们他的人生归宿，再不愿对俗世有丝毫留恋，所谓“乐夫天命复奚疑”，从此坚定的开始了田园生活的新篇章。 贫居的特征是无奈
一个入世的诗人才能够在贫居之后迸发出新的生命力。陶渊明既然有着深沉的报国之志，当然不会在碰壁之后一下子消失，也不可能消失，是埋藏，深深埋藏在孤寂的心灵深处。一个贫居的陶渊明是历史逼出来的，每当深夜独处静思之际，年轻时的理想就会跳出来折磨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陶渊明的孤苦无人倾听，无法倾诉，就只有通过饮酒来排解。
李泽厚在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
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等等都反映了诗人在饮酒之时何尝淡忘人生、家国，在贫居之中又何尝不忧君报国。这种种状况又都是被逼出来的，一句“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更让人看到他的贫居、他的超脱、他的出世看似潇洒，实则无奈，实则是一种无尽的孤独。
总之，陶渊明是一个有着强烈入世思想的诗人，他的骨子里追求济世救国，然而在东晋这个特殊的历史反思期，每一个文人都不能不无奈的感慨生不逢时，但陶渊明的性格决定了他与社会决裂的方式与他人不同。应该说，他算是一个最纯净的文人，也是最彻底的一个，他不但借酒浇愁，更愿意去做个彻底的布衣，荷锄载月，归去田园，追求真属于自己的世界。这种不曲的精神，在逆境中虽无奈也抱持对未来希望的气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历史造就了陶渊明，而陶渊明以他的气概造就了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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