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纺织、织锦、服饰、缝纫、刺绣、扎染、剪纸、造纸、制陶、制伞、歌舞艺术、商贸、成丁、婚丧等方面的文化传统，更是由女性来传承给下一代。所以，女性在子女教育上一般承担较多，这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此点来看，她们又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者。此种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教育者的双重身份，让少数民族女性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至今。正是得益于少数民族女性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技能的传承，许多传统技艺至今仍在保留和运用，她们创造了较大的经济价值，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谓少数民族的传统教育是指20世纪50年代民族地区产生现代教育以前的教育，虽然这是过去的一种教育，但传统教育的内容、体制、形式、方法等还在少数民族社会内传承、保留和运用，是包含着现在并将影响未来的教育，而少数民族女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与传统教育观念相适应的与少数民族女性相关的传统教育内容，主要涉及生产劳动教育（采集技术教育、原始农业技术教育等）、传统技艺教育、生活教育（喂养教育、成丁教育、婚恋教育等）、社会习俗、行为规范及伦理道德教育、艺术教育、健康教育等。现分述之：
（一）生产劳动教育
1. 刀耕火种的农业教育
云南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自然资源丰富多彩。各少数民族在不断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即滇西高山草原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亚热带山区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亚热带缓坡山地梯田稻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及坝区水田稻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各少数民族的生产劳动教育内容自然呈现了不同的特点。从刀耕火种农业来看，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布朗、基诺、独龙、傈僳、怒、普米、景颇、德昂、佤、拉枯、哈尼、彝、苗、瑶等民族仍以其作为主要的生计方式。时至今日，也并未绝迹。刀耕火种农业是少数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特殊的自然环境中所产生的一种人们赖以生存的生计方式，其特点是在维系生态整体稳定性的前提下的适度开发；免耕；实行有序的垦休循环制，保护性地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植被和人工造林等，其中蕴涵着许多他们赖以生存了数千年的科学且有用的经验、知识和技术，而这些知识和经验便是刀耕火种民族向下一代进行生产劳动教育的重
要内容。但凡家庭成员，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刀耕火种的程序较为繁杂，包含了选地、砍地、烧地、播种、薅草、割谷、打谷、运谷直到装仓等工序。在整个农业生产活动中，儿童从小就被父母、兄长带到地边，边玩耍边看大人砍伐或边看边模仿。播种时，家长先用竹木尖戳一个洞，然后让八九岁的小孩往洞中下种，相互配合得极其默契。当孩子长至14～15岁，父母便会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技术传授给他们。在父母及长辈的耐心和反复的指导下，孩子们渐渐地认识、熟悉和掌握了山地农耕技术。一般而言，刀耕火种民族在劳动分工上虽然不是十分严格，但也按性别年龄来进行划分。如在种植旱地时，布朗族男孩子学习砍树、烧地、戳穴、甩谷、堆谷等，女孩学习砍刺藤、点种、打谷、背谷等，其他的诸如收割、脱粒、装仓等男女皆可担任；基诺族男孩学习砍伐、挖地，女孩子学习播种、锄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各自都在专门的学习和专业从事的劳动实践中，循序渐进地完成了掌握生产技能的过程。而成年女性在继承了父母们所传授的生产劳动技术和经验后，在不断积累、更新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又把这些技术和经验有针对性地传授给子女，尤其是女孩子，使之传承与发展。这样，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母亲自然成为了女孩的老师，女孩也自然成为了学生。经过传承—发展—传承的传统教育过程，生产劳动技术和技能得以代代相传。女性不仅娴熟地掌握了山地农耕技术与技能，而且也成为了劳动生产的主力军。因此，母亲在传承和教育与女孩相关的农耕技术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采集教育
采集是人类最早、最普遍的生产劳动，是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其特点是生产工具简单，人人可行。云南是一个自然环境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三位一体的省份，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各民族有条件进行大量的采集活动。他们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多样性过程中，积累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采集知识。居住在坝区且生产水平较高的民族，采集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对于居住在半山区、山区，尤其是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来说，采集却占有重要的地位，“靠山吃山”是他们所选择的生存方式。时至今日，采集仍然在家庭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是人们维持日常生活的一种补充手段。
云南各少数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在采集的种类、方法及食用、加
工等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仅从采集的种类来看，品种繁多，如拉祜族每年采食的野果近百种之多；景颇族采集食用的植物高达94种，其中野菜55中、野果39种[2]；西双版纳布朗族采集的种类大约在30～50之间，居住在双江、墨江等地的布朗族能采集到的野生植物达六十余种；基诺族除采集的昆虫种类外，野菜的种类多达108种，其中经常食用的就有40种；新平花腰傣食用的野生蔬菜共有72种，归属44科59属；云南各民族食用的花卉有303种，仅西双版纳各民族食用的花卉有35种[3]。如此繁多的可供食用的植物，为妇女们的采集活动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到了春夏两季，便开始进入妇女们采集的大好季节。她们采集的范围主要有植物的嫩芽、嫩叶和花，植物的果实、块根以及菌类、昆虫和竹笋等。虽说采集人人可参与，但主要是由妇女来承担这项工作。在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中，景颇族妇女的采集知识之丰富，采集范围之广泛，当属首屈一指。
少数民族妇女自幼深受森林、大山的抚育，在长期的采集实践中，她们积累了丰富的采集经验和技能，十分了解被采集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环境。不但熟悉可食植物的生长地，把握采集节令、采集方法，以及加工、储藏制作工艺，而且还能准确地鉴别可食、不可食及毒性植物，有的甚至已掌握了某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她们不仅为家庭的菜肴采集，还根据季节的不同采集适季的野生植物去市场交换，而这些都是采集时期教育下一代的基本内容之一。所以，为了满足生活需要，母亲或女性长辈就必须对年轻女孩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知识、加工制作知识的教育。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野生植物繁茂，采集场所广阔无垠，满山遍野的野花、野菜、野果都是人们常吃的蔬菜和水果。因此，少数民族女童从小就要学习采集知识和辨认各种食用植物。一般而言，女孩在三四岁时便开始学习采集一些居住地周围容易辨认的植物，四五岁以后，常跟在母亲身边或姐姐到山坡、田间、河沟旁边玩边学习采集野花、野果、野菜和菌类。在采集过程中，母亲首先告诉女孩所采植物的名称，讲解各种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长习性，什么季节什么地方是采摘某一类植物的最佳时节，果实成熟的具体时间。传授对各种野生植物的识别方法，如何食用，即：哪些植物可以吃，哪些甜那些酸，哪些可以生吃，哪些必须
[2]
罗钰著：《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第37页。 崔明昆：《云南新平花腰傣野菜采集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吉首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
煮熟才能吃，特别要对哪种植物有毒，哪种无毒进行讲解。以独龙族为例，菌类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是独龙族较为喜爱的食品之一。而妇女们常采集的菌类多达20余种，为避免中毒，保证生命安全，母亲要教会女孩识毒、防毒和解毒的知识。此外，母亲还要教女孩子掌握对采到的野果、野菜的加工及存储办法。如掌握去苦、去涩的一整套方法，熟悉各种植物的最佳食用方式，根据不同植物的特性采取烧、拌、煮、炒等不同的烹饪技巧，传授葛根粉的制作、董棕粉的提取等特殊的加工方法。同时，还要女孩学会如何对剩余的瓜果野菜进行储存，使其不干枯或腐烂等。女孩子在母亲的带领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采集活动，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她们熟练地掌握了采集的各种知识，有些天性聪慧的女孩小小年纪便具有了丰富的植物知识和采集本领，成为了采集小能手，母亲的好帮手。
此外，由于野生植物与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人们除了采集野生植物、昆虫等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外，还被用于恋爱婚姻中，以植物的根、茎、叶、果来交流信息、传递思想、表达感情和阐明态度，对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都具有潜在的信息价值和意义。此类交际行为，广泛存在于布朗族、景颇族、白族、傈僳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社会中，如澜沧县芒景寨的布朗族青年过去常用树叶这种实物标志，向对方表示爱慕或憎恨之情。每一种树叶所代表的涵义均固定不变。树叶多放在情人去生产劳动的必经之路上。例如：放置竹叶表示“我等着你”；放红毛树叶表示“我俩相爱永不变心，永不分离”；若放扫把叶，表示“我走得慢，边走边等你”；放松树叶则表示“我不断地回头看你”等等。当然，也有用树叶表达愤怒和侮辱对方之意。如放置橄榄叶，表示“我恨你，要把你剁成肉酱”；放置辣椒叶，表示“我恨透了你”；放置砍嘎叶，表示蔑视或侮辱对方。景颇族青年男女常采集三四十种植物来向对方表明心迹和抒发感情，如：树根表示“诚恳、诚心”，茅草和根表示“深深地想念你”，“赤豆两粒”表示“你不要不理睬我”，竹叶表示“准时来”，蕨叶表示“来我这做客吧”等等[4]。傈僳族则用杜鹃花表示“问候”，茅草表达“挑选”，粉团花表示“你像花一样美丽”，麻杆表示“推心置腹的爱”，樱桃树叶表示“我愿意”，辣椒表示“我对你不满意”
[4]
罗钰：《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第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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