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1][31]。
第三，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致使公共事务、公共行动成倍地增长，从而把极大的重要性给予了“公共舞台”。在这个舞台中，NPO由于组成网络和利用传媒的能力强，而且所讨论或实践的主题如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环境保护、儿童保护、妇女保健都与NPO密切相关，因而强化了NPO的参与和谈判机制。 3、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
20世纪最后20年，是意识形态领域变化速率最快的时期。冷战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宣告终结。由NPO所引发的重大变革已初见端倪，人们积极思考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政治关系。
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传统界分让位于国家-市场-第三部门，或国家-经济-公民社会32[32][32]的三分法。社会这三大部门的界定，意味着NPO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第三部门与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公民社会尽管渊源不同，却由于它们同与公民的民主理想相关，所以属于一个相似的观念家族。在民主与发展成为世界重要潮流的今天，只要与民主、公民性的观点有类似之处，就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支持者。
90年代以来，NPO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与公民社会的现代研究趋于统一，它引起全球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今国际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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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前沿，研究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许多全球性的NPO组织召开各种论坛，其目的就是加强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作为NPO及其相关社会关系总和的公民社会，“已经不再只存在于国家的层次，不再只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团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跨越了国家界限”。33[33][33]这种状况，只有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兴起、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企业管理的实践与研究可以比美，那个时代曾被西方称为管理丛林，意指各种流派、各种学说百花齐放。而今天兴起的NPO研究已经超出了西方世界范围，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出当年的管理丛林。
NPO的日益壮大同时哺育了治理和善治的理论。
在20 世纪80年代之前，福利国家的危机尚处于隐性阶段，而在当时，一些革新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等模式还有出色的发展。当时社会的主流倾向还是“市场失灵”，所以，试图通过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协会与福利国家合作以追求社会民主的目标成为一种被寄予厚望的出路。这种出路被理论界称之为新法团主义。当时的讨论使人感到第三部门与民主国家（或公有部门）的距离比与（私人）企业的距离要近。有的论述者甚至讨论起政府与第三部门的战略经营。这种局面在进入90年代以来，逐渐被新兴的治理和善治理论几乎完全替代。而后者的实践基础正是二战后几十年来在全球蓬勃发展的NPO部门。
治理和善治理论正在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发起总攻。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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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胜利，将意味着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将要在21世纪重新改写。因为在21世纪，各国的政府并非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类非国家的机构包括NPO，只要其权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可能成为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点：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即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34[34][34] 显然，治理的概念是要排除任何中央集权的组织和控制的思想，主张具有多种组织、多个层次和决策模式。在复杂、动态和多样化的世界，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方式也必然复杂化，再也不可能简单地凭借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或市场中介的无为而治寻求解决了。另外，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回应，不能只是同样简单地启动第三部门，而需要努力寻求一种更为有效地解决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机制。尽管它并非从未存在过，但是以往的确是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需要科学的创造和革新，以便从经验和理论思维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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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已经在从历史的探究中获得新启迪了。世界银行考察了17到19世纪英国制度向现代性转型的例子，提出治理的建设要在三个层面上实行转型：在制度的层面上创造中立的国家；在社会的层面上创造自由公众或公民社会；以及在个人的层面上创造自由的“自我”和“现代”的行为模式。35[35][35]
作为社会层面上的NPO的探索，主要在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内部的能力建设方面展开。另外，目前的研究正在跨越西方社会的传统框架，朝向更具有现实性和解释力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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