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写鬼小说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古代写鬼小说的发展与演变 西安工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作者：吕蕴鸽

摘要：从“志怪小说”到“神魔小说”再到“神怪小说”，写鬼小说往往内涵多种、寓意丰富，包含着内容极为多样的文化指向。其涉及到文学、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等，遍及笔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等体裁。通过对中国古代写鬼小说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写鬼小说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鬼只是它的外衣，不变的是它的内核——人情世态。

关键词：鬼；写鬼小说；志怪小说：神怪小说

中图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9451(2008)02-112-04

中国的鬼文化源远流长，文学史上以鬼为题材的作品体系繁多、内容多样。最早的概念是“志怪”小说，它从魏晋南北朝出现为止，在今天的很多《文学史》中，已经定型化为约定俗成的专用术语，专指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及其在后世的延续衍化的一派，即通常叫做笔记体志怪小说的那类作品。

志怪小说在林辰先生的分类中，统归为“神怪小说”。林辰曾将述神仙佛妖鬼怪及其神功、异能、仙法、妖术以折射人们的生活的小说统称为“神怪小说”。他并且以此编撰了《中国神怪小说大系》一书，收集了上至汉代下至晚清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神怪小说，并对这一概念做了求证和梳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写鬼小说遍及笔记、传奇、话本、章回等各种体裁，语言上则分为文言和白话。

从六朝志怪到《聊斋志异》，中国的鬼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们可以从这些鬼文化、鬼文学中比较出不止于鬼的更值得深思的东西——比如鬼故事所反映的人们功利色彩之厚薄、取舍尺度之高下、论证手法之巧拙等等。就像周作人先生说的那样：“我不相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听人说鬼即等于听其谈心”，可以了解鬼里边的人，鬼世界其实透露出“中国民族的真实心意”。

一、唐以前的写鬼小说

魏晋时期出现了大量志怪小说，这是写鬼小说史上的一个高峰。这时候小说中的鬼魅形象多半具生人之形，有面目狰狞为恶的一类，也有面目可亲友善的一类。这两种类型都成为了后世小说鬼魅形象的基本模型。魏晋志怪小说关于鬼魅的描写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具象的鬼魅世界，但由于过多追求鬼魅其自身幽暗阴森的鬼气，大多令人恐怖。他们与人的距离也是不可逾越的。

神话产生了神仙小说，同样鬼话也产生了后来的写鬼小说，“鬼话是鬼文化中的一个门类，属于民间创作，与神话、传说、故事、仙话等体裁平等的一种艺术品种，是以鬼为轴心

的故事性的叙事作品。或者，简言之，鬼话是关于各种鬼的具有传承意义的故事。”不仅汉民族有鬼话，其他的民族也有，如“俄罗斯民间称为bylichka，意义是真事的故事，非虚构的小故事，即与非真实的民间故事不同，具有真实性。德国学者称为Damonologische Sagen或Geister Geschichte即‘鬼话’”。它是讲述人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或者看到鬼的人自己告诉他的。这便和魏晋志怪小说的特征是一致的。

最初的写鬼小说产生于何时呢?顾炎武认为，“仙论起于周末，而鬼论起于汉末。”据白化文先生的考证，在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便引入了轮回、地狱和因果报应等观念。“这个轮回一因果报应一地狱的设计是佛教传人的，但是中国人向来不愿意放弃主权，而且总是想把舶来品就地改造成伏地货。于是将地狱加以汉化改造，将其与东岳有机结合，最后演化成十殿阎王系统。而且，连阎王都得通过轮回，如中国的官僚一样可以换人换届，这全是中国人的创造。中国古代的小说中，不涉及鬼、神的极少，涉及到宗教，则魏晋以下，必然和以上的概念相联系，而且越变花样越多，逐渐脱离佛教，而成为民间信仰。”鲁迅先生也指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态度，是将怪异传说视为事实来记载。“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昌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人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可见，佛教的传人对写鬼小说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出现于汉魏时期的重要之作是《列异传》(旧题魏文帝曹丕所撰)，这是写鬼小说史上的第一部。它使一批鬼的形象第一次在小说史上出现。对后来的写鬼小说有着积极的影响。其中最精彩的故事有南阳宋定伯捉鬼卖钱，以及蒋济为亡儿送礼走后门的情节，叙事生动，对话精彩。两晋时期的小说，有承前启后的干宝的《搜神记》。另外还有东晋时期的《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所撰)，它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熟，成篇故事增多了，且有散文化的倾向。晋戴祚的《甄异传》中，多有以鬼怪形式，揭露鬼神谋私受贿之事，明显影射人间官场，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东晋旬氏的《灵鬼志》，多记录鬼怪灵验的崇鬼思想，受佛教影响很大，记佛事之多前所未有。南北朝时期的写鬼小说进入鼎盛时期，这时候有祖冲之《述异记》，书中故事常与历史、实地、真人联系，现实感较强。另外还有任昉《述异记》、东阳无疑《齐谐记》，南朝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值得一提的是刘义庆的《幽明录》，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文笔优美，可与《搜神记》相媲美。

就以最为著名的《搜神记》为例，其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作家以“实录”的精神来写小说，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人生彼岸世界的好奇与关注，对无限延长人的生命的渴望与追求。这种现象与远古的鬼神崇拜是分不开的，远古的鬼神信仰是鬼魅小说孕育的沃土，以“鬼魅”为主体的小说滥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说明这一时期的外界环境即佛教的传人和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这些对于鬼魅小说的出现不无促进作用。而事实正是如此，魏晋志怪小说中所描绘的鬼世界不再是片断的和模糊的，它已经是一个多彩、完整而又清晰的虚幻世界，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其深刻性和广泛性是不容否定的。

如果说两汉是“仙”的时代，那么魏晋南北朝则是“鬼”的时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使“仙”的地位下降了，而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鬼”的地位则明显上升了。到了南北朝，由于佛教的兴盛，鬼变成了小说中的主角，但人们并不把鬼作为崇拜的偶像，人们对于鬼总是持有一种既爱又恨、既敬畏又排斥的矛盾态度，原因的关键在于鬼与生命的夭亡、与人自身紧密联系，当鬼与死亡与黑暗联系在一起时，鬼是可憎可恨的；当鬼与亲人与愿望联系在一起时，鬼又是可亲可爱的。人与鬼的这种矛盾现象说明人与鬼刚刚开始相互融合的阶段，但尚未完

全合一，处在一种半和不和的状态。表现在写鬼小说中，即人与鬼相处尚没有一套比较固定、共同遵守的约束规范，人、鬼世界在总体上还是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如《搜神记》中鬼的形象正处在这一位置。因此鬼便具有可惧又可亲的两种特性，人与鬼尚处在既统一又对立的状态中。而且，人对于这些可怕的鬼，除了恐惧、被加害以外，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这时，鬼的形象是可怕可憎的，反过来，人们

在小说中谈论小说 对于鬼也毫不怜悯，翻脸不认“鬼”，如那个著名的宋定伯捉鬼的故事中(又见《列异传》)，宋定伯对待鬼的态度便说明了这一点，同卷中的另一个故事记了钟繇杀死同自己相好的女鬼就更显露出当时人对鬼的这种态度。钟繇同一位“美丽非凡”的“好妇”往来，以致“数月不朝会”，情深意浓，但当他知妇人是鬼时，他便起了杀心。并以爱情为手段，欺骗并斫伤了同他相好数月的美丽女鬼，钟繇在此显得无情无义，这也是由当时人对鬼的态度决定的。

二、唐宋时期的写鬼小说

唐传奇中的写鬼小说相比魏晋志怪小说，小说家已有意识地利用鬼怪而抒发心情了，就像鲁迅先生在谈及“唐传奇”时说的那样：“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抒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唐代传奇中的写鬼小说，较之南北朝时相比，数量比较少了，在写法上，从魏晋时期的重“实录”则变为“有意而为小说”。唐代小说家对于鬼魅题材似乎并不感兴趣，多写人、妖、仙。代表之作有李景亮的《李章武传》，这是一篇比较成功的人鬼之恋的小说。故事讲的是李章武携仆人杨果到华州，住在崔信家中，因“于市北街见一妇人甚美”，便假说要搬到亲戚家中住，“遂贷舍于美人家中”。这家主人姓王，那美妇人是他的儿媳。居月余，李章武和王氏“两心克谐，情好弥切”。李将回长安，两人话别，互赠礼物和情诗留念。八年后，李章武再到华州，则王家倾废无人，王氏已死，李章武夜宿王家，与王氏鬼魂相会，一夜交欢，从此永别。王氏死后，她把自己的私情告诉了别人，让他来告诉李章武，这就很有悬念，而且，王氏鬼魂来和他相会时，也不是直接来的，而是让一名鬼妇先告诉了他。这篇情节并不复杂的小说被作者写得一波三折，情趣横生。唐代传奇小说还有一些是写后妃们死后的情爱。自《游仙窟》以来，如沈亚之的《秦梦记》，裴硎的《颜浚》《张云容》等，但是这些小说猎奇心态较重，流于粗陈梗概。

与唐代小说家相比，宋代小说家似乎更喜欢鬼魅题材。但与唐人的偏重人鬼情爱不同，宋代走进了以写鬼事来展现人情世态的新阶段。如《青琐高议·别集》中的《越娘记》，就是借写越娘的思念越国的心情来写自己对家乡的想念。这就超越了单纯写人鬼之恋了。洪迈《夷坚志》里的作品《西湖女子》把一个婚姻悲剧写的缠绵悱恻，用来警世人们在追求美好的爱情的同时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

唐宋时期的写鬼小说还见于唐代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张读的《宣室志》、宋代洪迈的《夷坚志》等，这些小说往往借小说以寄藻思，一方面通过小说中的词赋文笔以显词藻之美，另一方面通过故事的怪诞不怪，以示构想之幻。和六朝志怪小说已有很大的不同。其特点一是内容上的寓意性增强了，而单纯的记事减少了，二是在形式上，由朴素的记事转向了修饰性的描写。

三、明清时期的写鬼小说

明清时代的写鬼小说是以借鬼魅映射社会现实而见长，在小说中描写社会百态，反映世俗生活情趣，隐晦曲折地批判弊政陋风，寄寓作者拯世济民的人生理想和重建社会秩序的主张。

明清文言写鬼小说散见于瞿佑《剪灯新话》、李昌祺《剪灯馀话》、蒲松龄《聊斋》、袁枚《新齐谐——子不语》、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沈起风《谐铎》、和邦额《夜谈随录》、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宣鼎《夜雨秋灯录》、王韬《凇隐漫录》等，它们既是历代文言写鬼小说传统的延续，又有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我们以《剪灯新话》为例，看它和唐传奇的创作上的异同。它和唐传奇一样，在创作观念上有别于魏晋志怪小说，但它的意趣情思又不同于唐代的志怪传奇。唐人志怪，作意好奇，借神怪以言情，以情胜，张扬着封建盛世的意气神采。《剪灯新话》从唐传奇的昂首信步、神采飞扬的翩翩浮想中走出来，把目光投向作者亲身经历的元末明初的动荡社会和灰暗人生，有哀穷悼屈的意味，颇有乱世黍离之悲。作者强调他的题材“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他的创作目的是：“劝善惩恶，哀穷悼屈”。所以《剪灯新话》在言鬼述异中别有寄托，有所讽谕，有所惩劝，意旨郁愤悲怆。

写鬼小说发展到清代的乾嘉时期，涌现出一批章回体写鬼小说，如《斩鬼传》、《平鬼传》、《何典》等。这些小说是在写鬼小说中第一次运用章回体的写作形式。而且在语言上突破文言限制，多用白话甚至用方言俗语，这就更利于借鬼写人情世态。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还在于其情节和语言都夸张离奇、荒诞不经，不同以往的写鬼小说。

近代以降，写鬼小说依然不绝如缕，较著名者有《宪之魂》、《地府志》、《新天地》、《新鬼世界》、《革命鬼现形记》、《地下游记》等。这时的写鬼小说出现新的特点，因为晚清政权遭到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风雨飘摇，小说家们就借鬼神之名来抨击时政，评判国事，寄寓着作家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其中《宪之魂》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世界小说社刊行的。它是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皇帝颁布预备实行立宪诏书作由头，写地狱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皇帝的一纸诏书，使九泉之下的幽冥世界出现了一丝光明，见不得光的阴府鬼神惊惶失措。经过一番混乱，阎王决定下昭立宪，于是，光明普照了阴曹地府。很明显，《宪之魂》的作者是个君主立宪派的代言人，全书的立意，虽然也有对当时政治的揭露，但中心是反对预备立宪，主张立宪政治。《地府志》也是写地狱的，但其立意在于揭露，借揭露阴曹地府的腐败，以影射晚清政治，进而揭露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阴谋和罪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是清中叶章回体白话写鬼小说的延续，同时，它们也是清末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

纵观明清时期的写鬼小说，我们可以发现，文人们对待鬼神的态度，远不如晋人之“虔诚”，极少再有一心弘道、专门写小说来“发明神道之不诬”者。清人宣鼎自称“性好佛老，闻人有谈玄者，听之忘倦而尤爱仆妪说果报鬼怪逸事”，，似乎这与干宝同列，但他更注重的是“讽劝”的效果，而不是忠于宗教的信仰。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或出于文人的好奇，或出于发抒“孤愤”，或出于表现自己不同流俗的见解，或出于“自娱”之情等等，与魏晋时期的创作目的迥异。

通过对中国古代写鬼小说的分析，我们从中看到，写鬼小说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鬼只是它的外衣，不变的是它的内核——人情世态。通过鬼的描写进行社会批判

与文化反思，在故事组织上，追求的是如下的目标：“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