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刷印的本子就有差距，初印本与后印本究竟有什么不同，也要经过校勘才能明白。
我们在进行对校时，不一定要两人对唱。.一个人也可以对校。把两个本子摊在桌子上，一个作为工作底本，遇有两本异处，就把异文统统记在工作底本上，让人看到你的校本，就像看到另一个本子一样。这种工夫叫作“死校”。在过去，没有复制技术，你有一个通行易得的本子，人家有一个宋刻本，十分难得，怎么办?借来对一遍，把所有不同之处用红笔记在自己的本子上，包括某处至某处为一行，某处抬头、某字因避宋讳缺一笔等，都要记下，这样等于有了一个宋本，过去称这种用宋本死校过的本子为“校宋本”。同样，用元本校过的称“校元本”，用旧抄本校过的叫“校旧抄本”。如果宋本、元本、旧抄本因难以预料的原因失传了，那么校宋本、校元本、校旧抄本就保存了可贵的旧刻、旧抄的面貌。清代陆贻典、毛晋父子、黄巫烈、顾千里等都做过大量这样的死校工作，他们的校本后来被学者们奉为名贵的善本，原因之一在于保存了古本面目。
假如异本不多，可以逐一对校。假如异本较多，则不可能逐一对校，那就要先弄清版本系统。
考究版本系统仍要先将各种印本进行重新鉴定，依时代排出先后顺序。然后细细审阅序跋，许多序跋对于刻书底本都有交待。
通过研究序跋可将版本分为若干组，每一组有一个祖本，其余是根据祖本重刻的本子。 如果序跋没有说明底本来源，则应通过与他本对校，弄清各本之间的关系，弄清哪些版本关系校近（即异文最少）。你会发现，同一系统的版本，连稀奇古怪的错误都往往一样，一脉相沿。这种校应当死校，一丝不苟，当然只校一两卷即可解决问题，不必再通校全书。
分出系统后，每个系统依据时代先后找出祖本，这样，通校的工夫可限于祖本与祖本之间。其余从祖本衍生的本子则作为参校本。所谓参校本，就是在有分歧处参考一下，就不再作一字一句、一点一画的通校工夫了。如张元济校《史记》；另外周祖漠先生校《洛阳伽蓝记》，其卷前《叙例》首条对版本源流有精彩的分析：
《洛阳伽蓝记》之刻本至多，有明刻本及清刻本。明刻本主要有三种：一、如隐堂本，二、吴琯《古今逸史》本，三、毛氏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本。如隐本不知何人所雕，板刻似出于嘉靖间。《逸史》本则为万历间所刻也。二者来源不同，文字有异。《津逮》本刊于崇祯间，据毛斧季言，原从如隐本出，而有改窜。盖据《逸史》本校改者。至于清代刻本，则有四种:：一、乾隆间王漠辑校之《汉魏丛书》本。二、嘉庆间张海鹏所刊《学津讨原》本。三、嘉庆吴自忠《真意堂丛书》活字本。四、道光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本。考《汉魏》本乃出自《逸史》本。《学津》本即据《津逮》本翻雕，而小有更易。真意堂本则又参取《津逮》、《汉魏》两本以成者。至于吴氏《集证》本，虽云出自如隐，然亦略有删改，凡别本有异者，均于《集证》中详之。综是而言，《伽蓝记》之传本虽多，惟如隐堂本及《古今逸史》本为古，后传刻《伽蓝记》者，皆不出此两本。故二者殆为后日一切刻本之祖也。校《伽蓝记》自当以此二者为主，如振裘挚领，余皆恰然理顺。苟侈陈众本，而不得其要，则览者警乱、劳而少功矣。
总之弄清版本源流十分重要，可以执简驭繁，得其要领。
（二）他校法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校法四例》：“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这其实也算得上一种对校，不过不是全书对校，而是片段对校。无论他书引本书，或本书引他书，这些语句都仍是出于这一部书，所以仍属于对校。
（三）本校法
本校法是以本书校本书，在本书内部找证据。要求掌握本书文法文例，韵文掌握韵例。熟读全书。目录与正文可以互校，注文与正文可以互校等等。
(四)综合考证法
我们上面举出三种方法，为便于讲解，挑选出较为单一的例子，但在实际校勘实践中，则并非如此，往往诸法并用，而且要根据自己的文字音韵训沽以及历史文化知识来判断是非，这叫综合考证。一位合格的校勘学家，其功力可尽见于此法。
-四、校勘成果的处理及校勘记的写法
校勘前言，必须说明本书有哪些传本，这些传本的源流如何，以何者为底本，何者为校本，何者为参校本。
一般说来，底本，应是传本中讹误较少的本子。校本，则是较早的祖本。校本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几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 底本与工作本不一样，工作本是自己容易弄到的本子，而底本则是各本中讹误最少的本子。因此，初校时应采取死校法，把所有异同都校出来。经过分析后，选定底本，然后把初校结果进行分析处理，处理方法大体有两大派。
一是主张所有异同都罗列成校勘记，而原文不予改动，是非判断写在校记当中。这种办法可以保证底本的原始面貌，又可以借校记了解各种版本面貌，同时对是非判断的意见也可体现于校勘记当中。日本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就是一例。周祖漠《尔雅校笺》〉也不改正文，只出校记，是非均在校记中讨论。
二是选定底本后，对于底本错误予以改正，但在校勘记中说明原作某字，现据什么本子或什么理由予以改正。其余不能肯定是非的异文，也一律写入校勘记中，供人参考。但底本不误，校本误的，就不再入校。目前此法较为通行，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代表。这样可以抓住要领，避免校勘记过于繁碎。但很明显，不能兼有第一种方法之长，不能取代第一种方法。
我们将采取什么方式，我主张错误要改正，但必须在校记中说明。对于主要对校本，因为也属于另一系统的重要代表，应全部罗列异文。对于参校本的异文，则择要写入校记。至于有的古籍，能够网罗到的稀见本较多，我则主张全部通校，全部罗列异文，这样等于保存了多种版本的面貌，对研究极为方便。两种方法用途不同，不应定于一尊，应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至于校语，一般有以下几种：
（1）有版本依据的讹文，可采取如下说法：A.“某字某本作某，是。”B、“某字当依某本作某。“C、“某字原作某，今据某本改。”
（2）有版本依据的脱文，可采取以下说法：A.“某下某本有某字，当据补。”B、“某下某本有某字，是也。”C、“某字原脱，今据某本补。”
（3）有版本依据的倒文，可采取以下说法：A.“某某二字某本作某某，当据乙。”B.“某某二字某本互乙，是。” C.“某某二字原误倒，今据某本乙正。”
（4）有版本依据的衍文，可采取以下说法：A.“某字某本无，当系衍文。”B、“某下原有某字，今据某本删。”
（5）有版本依据的错乱，可采取以下说法：A.“某某某某几字，某本作某某某某，当据正。”B、“某某某某几字原作某某某某，今据某本订正。”
（6）义可两通或不辨是非者，可这样说：“某字某本作某。”
（7）据他校所得成果，可采取以下说法：A.“某字某书引作某，当据订正。”B、“某字原作某，今据某书引改正。C、“某字原脱，今据某书引补。”D、“某字下某书引有某字，当据补。E、“某句某书引作某句，又某书引作某句，某字下均有某字一，当据补。”F、“某某，某书引作某某，当据乙。”等等。
（8）据考证所得结果，应以按语形式出校。如：A.“按：某字当作某字。(下举证据)”B、“按：某下当有某字。(下举证据)”C、“按:某某二字误倒。(下举证据)”D.“按：某至某若干字当系注文误入正文。(下举证据)”E.“按：某字当系衍文。(下举证据)”。
(9)有旧说者可先引旧说，再下按语。如：“王念孙曰某当作某······。按：宋本正作某，王说是也。”
（10）疑不能决者，可这样表述：“某字疑当作某。”
校语一般应简明扼要，不宜冗长。偶有重大是非问题，历来悬案，则须详加考证。
五、校书的态度：多闻阙疑
《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校书须慎之又慎、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以不误为误，逞臆妄改。我们从事校勘活动，固然是要纠正错讹，但每下一义，定要谨慎，“多闻阙疑”，应是我们的座右铭。
第七章 文献目录
一、“目录”的产生及其含义
“目录”一词现存文献以《汉书》为最早。《汉书·叙传》:“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爱著目录，略述鸿烈。”
刘向是我国目录学创始人，班固说刘向管理国家图书时，对图书进行分类，并撰写了目录，以表现西汉文化事业的伟大成绩。
刘向受汉成帝之命对图书进行系统整理，订正讹误，补脱删衍，剔其重复，整理成定本。对那些同类文献尚未结集者，则辑为定型文献，如《楚辞》、《战国策》、《说苑》、《新序》、《列女传》都是利用现成文献编集而成的。
刘向每校定一种书，都写一篇“书录”，大约相当于今天书前的 “目次”和“序”两部分内容。例如《晏子书录》:
内篇谏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内篇谏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内篇问上第三凡三十章 内篇问下第四凡三十章 内篇杂上第五凡三十章 内篇杂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异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内外八篇总二百十五章。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橄，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名婴，溢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拙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抒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油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 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直布之衣，糜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晏子盖短。(按，此下疑有阴文。)
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 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辫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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