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和伦理学等的辩论中心。在1300年之前，巴黎大学设立了14所世俗性质的学院，14世纪大约设立了36所，15世纪大约设立了12所。
（3.）学院在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意大利、法国各地和西班牙大学并没有起到同等的作用。原因可能是意大利、法国各地和西班牙的学生团体相对富有和成熟，与英国和巴黎相比，建立学院的需求并不迫切。另外，南欧学生型大学的盛行也可能阻碍了学院的建立。由于上述原因，意大利、法国各地和西班牙的学院基本上是学生的住宿机构，几乎没有发展成为重要的教学中心。
关于学院在各地发展的特征，米勒（RainerA．Müller）作了较为清晰的归纳，他说：学院在欧洲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德国、意大利、东欧和尼德兰，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发展；在那里神学院和学生宿舍作为捐赠机构只是为了满足部分文科和神学学生的需要，因为大多数学生都有私人住所。然而，在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学院支配了大学生活。但是即使在这里发展也不一致。英国学院形成了它自己像大学一样的中心；法国的学院则成为像学校或大学预科一样的机构；西班牙的学院主要是学生住宅，没有自己的教学设备。”
6.简要论述中世纪大学的主要特征及与现代大学的关系。（20）
现代大学源于中世纪大学，现代大学的许多特征是直接从中世纪大学继承而来的，兹举其要者。
1．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学术自由主要指大学成员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大学自治是指机构本身不受外来干涉而具有的自我管理的权限。应该说，这两个概念都是中世纪大学的遗产，也是现代大学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标。英国当代研究中世纪大学的学者科班（A．B．Cobban）说：“学术自由思想的提出以及永久的警戒保护它的需要，可能是中世纪大学史上最宝贵的特征之一。”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一项保证学者安全活动的法令，规定学者在国内受到保护，如遭到任何不合法的伤害将予以补偿。该法令被看作是向学者保证其学术活动不会招致惩罚的最早的步骤。1219年，教皇颁布敕令，规定未经其许可，巴黎主教不得开除任何教师的教籍或学生的学籍。1361年，法国国王释放了一名因被指控为异教徒而遭监禁的学者。然而，大学获得的学术自由常常是短暂的，教会和世俗统治者担心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大学在其主管教区或管辖区域内的挑战，常常对大学进行多方面的干预，以求控制大学。尤其在中世纪后期，一些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迫放弃它们的自治权力。例如，法王1437年下令取消巴黎大学免税的特权，1445年又免去巴黎大学的司法特权，1449年再取消巴黎大学师生的罢课权。尽管如此，从中世纪至今，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始终是大学不渝的目标和理想。在社会中作为独立力量的大学模式已经成为大学理想中永久性的标志。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说：“大学一旦失去自治和成为教会或国家的卫道士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它的高水平的学术地位和可贵的社会批评职能。”
2．宗教性和国际性
中世纪大学的宗教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它基本上是教会的侍女和附庸。“大学虽然不是教会，但大学却继承和保留了教会的特点。”教会“接受来自任何地区或任何种族的成员，成员之间赤诚相待，不拘囿于地区利益，并使用一种超越地区障碍进行交谈的共同语言──拉丁语，共同的神学观”。教会的这些特征都对中世纪大学产生了影响。又如鲍尔生所说：中世纪大学“是按照教会的独特生活方式去活动，特别重视教会的世界性质和国际性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学，至少是德国的大学，无例外地是在基督教会的土壤上蒙受天主教会的庇荫而成长起来的。教会的教义成了它们教学的基本原则，教会的通用语言也是它们的语言。大学的成员，无论教师或学生，多数都是享受‘僧侣生活待遇’的在职人员或预备人员；
大学讲座，至少在德国，多数都享有不必强迫居住寺院的僧侣的俸给。因为大学具有教会和宗教团体一样的国际性质，遂使教师和学生养成乐于到国外居住的习惯和勇于冒险的精神。”中世纪大学的宗教性特征早已为现代大学所剔除，但国际性特征经过一段时间的衰微后，又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甚至成为衡量大学水平和影响的重要尺度。
3．职业性和实用性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中世纪大学是神学的附庸，钻研古典学科和神学，与世隔绝，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中世纪大学大多是职业性的机构。大学期望能够对其从社会各领域得到的有限资源有所回报，不管这些资源是来源于统治者个人、市政当局或一些个人的捐助者。即使是逻辑学和辩论术的训练，也会带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被看作是适合于大多数职业活动的基本的准备。作为职业性的机构，中世纪大学为满足世俗和教会的管理及统治的多方面需要而培养所需人员，在这方面它是成功的。大学的毕业生就职于各级国家机构和教会机构。他们有的担任了政府的主要官员、王室的顾问和牧师、主教、教堂的院长、教会团体的领导等，有的担任了世俗和教会法庭的法官、议会成员、高级官员、大教堂的牧师和名誉牧师、主教和副主教以及贵族家庭中的各类职务。在低一级的职业中，大学毕业生通常就职于公共的公证机构，担任学校校长、教区牧师、附属小教堂牧师、家庭教师等。可以说，中世纪大学主要成为满足当时社会需要的服务机构，这从其实用性的课程上也有所体现。当然，大学并不总是职业性或功利性的，“但是，大学也培养出社会舆论的制造者、法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神学家，他们对中世纪文化领域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方面，人们也许会注意到罗马法和教会法学家的成就，他们对欧洲政治和法学理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人们也会注意到，在不断的寻求大量的普遍性的综合性知识的过程中，神学家和哲学家在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思想中的极端成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人们也会关注在自然科学和真正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方面的先驱性的工作。在各种领域所取得的杰出的智力上的成就并不否认中世纪大学主要是满足当时社会需要的服务机构。但是，这一事实一直在告诉我们，大学也常常为少数大学内外的学者提供一定的空间，让他们从事非功利性的智力探索，这些智力探索超越了当时社会上最为关注的问题。在大学内部，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或许提供了学者群最好的榜样，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得到了终身的保障和支持，这样他们就能致力于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研究之中，而无须向教育的功利性妥协。”
4．民主性和平等性
中世纪大学是相对民主和平等的机构，这与中世纪社会等级森严的特征是相悖的。在大学里，没有特权阶层，教师人人有权利竞选校长或院长。中世纪大学生更多的来自市民或农民家庭而不是贵族家庭，上大学同当神职人员一样，成为普通人子弟跻身上流社会的途径。皮科洛米尼（EneaSilvioPiccolomini）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城市贵族家庭，他通过大学教育，最终成为教皇庇护二世（PiusII）。他在批准建立巴塞尔大学的信中说：“学习科学有助于帮助出身寒微者向上发展，使他们成为贵族。”中世纪许多学者闻名遐尔，但却无人知道其出身门第，这与大学的民主气氛不无关联。现代大学也标榜是民主和平等的机构，但这种民主和平等是建立在比较进步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上的。相比而言，中世纪大学的民主性和平等性更加难能可贵。 关系：
中世纪大学在西方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中世纪大学实质上是西欧特有的产物,它显然是中世纪留给现代社会的最有价值和最丰富的遗产之一”。现代大学是中世纪大学的直系后代,其许多特征源于中世纪大学,如教学组织、课程、考试、学位等都是直接从中世纪继承而来。不仅如此,“中世纪大学的管理者们耗费心力一直考虑的许多问题也是今天大学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当代
的大学管理者们费尽心思去解决。为了保证足够的学校经费,为了吸引大批的有才华的教师和学生以保持现有学科的生命力,为了使学校成为本地区关注的中心,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以及为了对校外机构保持大学自治而进行的不懈的努力等,是中世纪大学和现代大学共同具有的问题。毋庸置疑,现代大学这种与过去的中世纪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延续性的程度,为现代大学的决策者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然而,中世纪大学在许多方面又不同于现代大学。中世纪大学供学生利用的物质设施远远无法与当今大学相比,在其整个起源时期,中世纪大学没有图书馆、实验室或博物馆,没有捐赠和自己的建筑。教师上课有时在家里,有时在教堂里,有时是租地方授课,甚至有时在街道旁上课。中世纪大学不像现代大学那样有正规的入学要求,这是学生辍学率高的主要原因,其辍学率远远高于现代大学;中世纪大学生可以自由从一所大学转入另一所大学,因为它没有语言障碍,拉丁文是中世纪教会和大学通用的语言;从规模上看,中世纪大学也无法与现代大学相比,一所典型的中世纪大学学生人数介于200至800右,主要大学如牛津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可能有1000 至1500名学生,巴黎大学最多时曾有2500名至2700名学生。从上述数字可看出,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人仅仅是欧洲人口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就是说,中世纪大学仅仅是满足于极少数人的需要,而且除个别例外,只限于男性。然而在公共事务上,中世纪大学像现代大学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其影响胜过现代大学。
同现代大学相比,中世纪大学的作用在许多方面是毫不逊色的。当然,中世纪的许多大学也曾成为保守主义的堡垒。尤其是中世纪后期的大学由于坚持知识的传统形式,排斥一切新知识,从而被教会和政府用作维持现状的工具。
中世纪大学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础，这应该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最直接的影响。在中世纪，大学虽然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组织和机构，但现代大学的组织系统却与中世纪大学有着直接的历史联系。例如，“系”是现代大学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所教学科不同而形成的教师组织，虽然中世纪大学的系的组织与现代大学有所不同，但就最基本的方面而言，二者有相同之处，即都是一种教师组织，而且是按学科划分的。而大学机构的另一个重要单位“学院”则最早产生于波伦亚大学，但当时并不是作为教学的机构，而是为学生解决住宿，后来才逐渐演变为正式的、与教学有关的机构，其主要作用是授予学位。
此外，中世纪大学的学位制度是现代大学学位制度的前身，它是在行会的影响下建立的。中世纪大学的目的，最初是培养教师。而学位就是一种教师的资格证明，这与同业行会的开业执照是一样的。与行会的制度—— 要成为首领或业主，必须经过两个阶段：学徒、职工；同样，要成为教师，也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学生进校后，选择某一教师学习四至六年后，在阅读、文法、修辞和逻辑上掌握初步知识，经过其他教师的许可，就可以获得“学士”学位，也就是取得了进行初步教学资格，这与行会中从学徒升为职工一样。获得这种资格后，就可以成为教授的助理，起教学辅助作用，略似于现代大学的助教。在此基础上，经过六至十年的学习，就可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在中世纪大学，硕士和博士并没有程度上的区别，而知识在仪式上有所不同：硕士考试不公开，合格者发给证书，取得教学资格；而博士考试则是公开进行的，有隆重的仪式。这种早期的学位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就形成了近代、现代大学的学位制度，中世纪大学和近现代大学在学位制度上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标志着一定阶段学习的结束；而且，学位之间是有联系的。
或者：中世纪大学产生原因：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以
及社会背景，其产生原因，主要表现在：
（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 首先，欧洲的封建制度于公元11到12世纪进入了发展的顶峰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极大发展，手工业成为专门的职业，由工商业者所定居的城市在西欧的一些地区出现，新兴的城市市民阶层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不仅提出了新的政治经济要求，在文化发展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随着十字军东征后古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大陆的重新发现，追求新学问终于有了其深厚的依据，而传统的教会学校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新的教育机构与形式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各个社会部门的正规化专门化大大加强，而经济贸易往来的频繁，商务纠纷的不断涌现，迫切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从事民法的研究。而随着欧洲中央王权的日益巩固，官僚机构逐渐庞大，也需要有充足的行政人员来支撑其运转。作为中世纪早期掌握教育大权的教会势力，为了适应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培养充溢的神职人员、传播教义思想、巩固统治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助推手的角色。综上所述，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是西欧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与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经院哲学内部怀疑信仰以及社会崇尚理性的新思潮的推动。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严密的钳制住了人们的思想。教育机构成为教会发展自身势力，强化神权的手段。一批有识之士为了争取教学上的自主权，进行了强有力的抗争。而此同时，经院哲学内部的纷争也日益激烈，唯名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传统经院哲学中的消极面日益暴露，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种种条件影响下，传统大学的自主权力日益扩大，最终摆脱了教会以及地方势力的控制，成长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 （三）新兴城市阶级的支持与要求。
新兴城市阶级是中世纪大学创办发展的社会基础。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新兴城市阶级为了进一步巩固已有的经济地位和追求更高的政治要求，迫切要求打破教会在教育上一手遮天的独断地位。而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一方面满足了他们对于知识技能培训的需要，另一方面成为了他们参与政权建设，追求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大学的产生与存在与市民的支持密不可分。
（四）世俗政权与教皇之间的斗争为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喘息的空间，而东西方贸易往来的频繁导致的东西方文化融合以及传统古代文明的重现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养料。
世俗政权与教皇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使得大学在这种特殊的二元政治氛围下有了自由发展的土壤。十字军东征重新寻找回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优秀典籍，使西方终于重现了古代优秀的文明。而在十四世纪仍然远远超过西欧各国文化的东方文化，也成为了滋养西欧文化的源泉，这些都极大的充实了大学的学习内容，成为了大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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