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呈裸露状态，即是对于肩、背、胸、腰、大腿等部分的暴露，其中，更有极少量的封面女性的裸露尺度相当大。
S型的曲线、柔嫩的肌肤，媒体致力于展现这些封面女性的“女性美”，将女性暴露的身体部分作为吸引眼球的噱头，女性被彻底当做一个与“性”相关联的“物”，一个被消费的对象。于此相对应的，镜像语言的分析结果也恰好印证了媒体热衷于展现女人的身体。如表1：
卡方检验结果呈显著性，支持身体暴露和镜像语言有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景别的扩大，身体暴露的封面女性增多，换言之，媒体乐于将暴露的女性身体呈现在大众面前，女性被彻底的物化了。
而女性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配合这种裸露，也是因其自身处于一个“他者”的视角，按照男性所设定的女性标准来要求自己。长时间的男权中心社会的影响，加上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女性按照这类主流话语的标准对自己的体重、衣着、化妆、生殖、锻炼等方面进行的自我监督迎合了父权社会对其身体的建构。这些父权的话语规训了女性的身体， 并使女性把这些规范不自觉地内在化， 形成内在的主观规训（胡波莲，2010）。 3.3 附加形象呈现
附加形象是指区别与封面女性自带的身体特征，而是由其外在装饰所构建的特点。该形象的呈现由二者构成，衣服、装饰品。衣服特征分为衣服样式和颜色，由于部分封面采用近景，使得人
物具体穿着无法识别，因此，颜色便成为分析的一个变量。而装饰品则分为封面女性佩戴的珠宝首饰以及其他装饰品，在其他装饰品中，鲜花型装饰物出现频次较高，因此将鲜花型装饰物定为变量之一。
通过统计，我们发现珠宝首饰的佩戴率刚好为各二分之一，而鲜花型装饰物的出现率却较低。联系二者可以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虽然前面的分析结果都显示封面女性形象的呈现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男性霸权，但是，在附加形象的呈现中却出现了与之前结论较为矛盾的现象。
索绪尔提出的能指和所指对于鲜花型装饰品、珠宝首饰以及衣服色调也是适用的。鲜花型装饰品与珠宝首饰为能指，所指即为浪漫、美好、漂亮等一系列与女性相关联的概念，正如今日的珠宝首饰广告大都以女性为代言，而花朵则成为女性的专属物件，与“花”有关的形容词也大多用来形容女性。而暖色调的衣服指代温暖、舒服，是女性特质的一种呈现，冷色调则代表冷静、稳重，多为男性气质的表现。
然而，分析结果却表明封面女性对于这些外加的附加物的热衷程度并没有理论层面的高，特别是对于鲜花型装饰物和衣服色调的选择。仅有15.7%的封面女性选择了鲜花型装饰，穿着暖色调衣服的女性也仅占到15.2%，更多的女性则选择了中间色调，即黑、白、灰三色。但是，另一个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虽然有一半的女性没有佩戴珠宝首饰，但仍然有一半的封面女性选择佩
戴珠宝首饰。珠宝首饰相较于鲜花型的装饰物而言，多了一份“物质”的意味，与香水、化妆品一样，是与消费直接挂钩的，昭示着女性也是一种消费性的物品。
因此，封面女性形象的呈现出现了一种分裂性的特征，一方面这种呈现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探寻突破男性话语霸权的限制；另一方面，却仍然维持着既有模式，无法挣脱刻板印象的束缚。 4 结论与讨论
女性形象的媒体呈现由自身形象呈现和媒体对形象的再现构成。通过量化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形象的媒体呈现昭示着女性和媒体对自身立场的不自觉和犹豫。
一方面，封面女性的自我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众传媒营造的“拟态环境”的影响，刊登在大众传媒上的封面女性形象因传媒巨大的影响力而被默认为一种“标准的女性形象”，这种标准形象暗示女人必须拥有精致的五官、苗条的身材、性感的曲线。这种被塑造的女性形象会促使观看者进行对比，一是让男性按照这种标准审视女性，并对女性做出评价；二是左右女性的价值观，并试图让女性按照这种模式来审视自己，并对不符合这种标准的部分进行改变，因此，一些自残性质的手术便成为这类女性的首选。封面女性虽然是女性中的精英，但也不可避免的受到这种建立在男性标准之上的女性模式的影响，并按照这种标准进行装扮，譬如性感就意味着暴露的着装，美丽的身体曲线。种种迹象表明《成都女报》的封面女郎对自身立场的不自觉。
但是，与这一结论相矛盾的是，在装饰性形象呈现中却颇有试探性突破的意味。之所以是试探性，是因为其突破较小，而在这种突破中又有徘徊不定的痕迹，有些许挣扎的行迹体现了出来。
总体看来，《成都女报》封面女性对自身形象的呈现和媒体对其形象的再现结果都暗示着就算女性走出了家庭，走出了对内领域也依然对社会起不了建设性作用，只是先利用各种消费提高自己的品味，提高自己的气质，让自己变得性感美丽，然后迎合男性对美丽的要求，使自己沦落为男性的消费品，依然作为一个附属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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