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往往异化为要求非正规金融部门“避风头”。13这正是农村非正规金融能够长期存在、屡禁不止的一个关键原因。
第四节、非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是一种底层改革。已有的经验表明，经济改革的一些实质性成果（诸如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企业制度的确立）都产生于底层改革。底层改革的奥秘在于它能够通过人们之间的互不吃亏的交易推导出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并供应可使交易费用更为节约的制度化的规则（周其仁，1994）。制度的演化往往先从底层改革开始。Meir kohn(1999)在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前的金融制度时发现，正规金融的出现都是从非正规金融的行列中逐渐演化形成的。由此类推，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对中国整个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按照契约理论，正规金融交易是通过各种正式契约来完成的，而非正规金融交易常常通过非正式契约来完成的。这种非正式契约甚至没有文字表述，只有双方当事人心里明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但为什么非正规金融交易违约率较低？其关键在于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各种社会约束力。实际上，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私人治理机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青木昌彦,2001)。各种合同关系的治理主要依靠私人秩序而不是通过法律至上来解决（威廉姆森，1985）。这样分析，政府应该放松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准许它们平等地和正规金融竞争。
面临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竞争，农村正规金融要么名存实亡14，要么逐步得到修正。从国际经验看，在过去的40多年中，在很多国家的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地信贷的努力并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Meyer & Nagarajan,2000）。现在，让农村正规金融去模仿并发展非正规金融的特征，已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动向，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微观融资（Micro Finance）计划正蓬勃兴起。对中国农村地区来说，让农村正规金融去模仿并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特征，其关键在于，要加快建立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步伐。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向小规模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中小型金融机构能够与中小企业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型借贷对中小企业发展相当重要，实证研究已证明了这一点（Petersen & Rajan，1994；Berger & Udell，1995；Cole,1998）。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并不仅仅存在竞争关系，在有些情况下，也存在互补关系，故农村金融制度应朝开放的方向变迁。正规金融资金雄厚但常常不具有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故两者各具比较优势，这又为两者的合作创造了空间。在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的农村地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正试图建立“垂直”的联系，而不是采取更传统的，通过“水平”方式使正规金融替代非正规金融的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Ray,1998）。不过在中国，或许要慎重使用这种互补性。因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内生于农村经济这种体制外经济的增长，如果让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部门交织在一起，按照张杰（2000）的观点，会损害农村经济增长的一些关键机制。即使这样，在农村正规金融处于纵向信用链条的情况下，让农村非正规金融处于和体制外经济所具有的横向信用联系中，那么农村金融制度朝开放的方向变迁，包容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也必定是有益于农村经济的增长。
第五节、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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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兴元（2004）在苍南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按照谢平、陆磊（2003），考虑农户为了促使农村信用合作社真正成为“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而所付出的纽带费用和贷款申请费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实际上是均衡的，正规金融甚至也具有高利贷特征。
本章在第二节、第三节解释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原因，实际上该解释也适用于分析农村高利贷兴起的原因，毕竟高利贷是一种资金价格现象，反映了农村金融需求超过了供给，故本章认为，只要解释了为什么农村金融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则高利贷形成的原因也相应被解释15。
国家控制下的农村金融是转轨经济中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制度背景。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又内生于转轨经济中国家对国有企业存在刚性的金融资源供给约束。然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而造成的农村金融剩余外流才带来显著的经济后果：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激发的增产潜力的消失，以及乡镇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受到资本缺乏的限制。农村金融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在财政包干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具有不完全重合的动机，面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它有时会保持故意的“沉默”，这正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屡遭中央政府的打压却又屡禁不止的一个关键原因。
随着中国从高度集中的政体结构向威权－多元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pluralist system）转型，以及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可以预计，农村非正规金融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制度的演化往往先从底层改革开始，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作为一种底层改革，对中国整个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家放松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准许它们平等地和正规金融竞争的条件，农村金融制度向多元化、开放型的方向演进，这些都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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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1997）在一篇文章（简称张文）中首次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利用温州案例解释了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中高利率的形成。按照张文的理论逻辑，非正规金融部门较正规金融部门具有更高的利率是因为前者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然而，张文又承认，民间的借贷最初都是从亲朋好友和邻里之间的借贷链扩展出去的，所以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履约问题不太严重，故张文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事实上，高利贷的出现是标准的信息经济学理论所未预言到的：首先，从信息完全性方面来看，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优势，本地贷款人比正规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信息，他们能甄别出不同风险的借款人并能低成本地监督到贷款资金的使用，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不完全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正规金融机构由于信息方面的劣势，不得不在基准利率上增加风险溢价，从而导致其利率应该高于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其次，从信贷合同的实施机制来看，非正规金融往往具有一些灵活的手段可以选择，因此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具有较低的交易费用，从而其利率也应该低于正规金融中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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