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而产生的认知分歧，还是一种由于对食品安全及相关因素的担忧而产生的情绪化宣泄? 抑或是两种原因交织的结果?
但不管结论如何，中国公众抵制主粮转基因商业化的原因主要有:现代科技的“高精尖” 特性造成了公众与科学的隔离；公众对专家的知识依赖遭遇到专家“利益私化” 的尴尬，从而导致了专家与公众的分离；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事实而产生的公众对政府公共性信仰的丧失加深了公众与政府的隔阂，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的信息封闭性更加深了公众在转基因主粮上的顾虑。
公众所惧怕的，并不是转基因食品这门实验科学本身，而是在于它的根本性荒谬－在我们还没能真正弄懂原理之前，就让它溜出实验室、进入现实世界。而转基因生物公司向政府游说时所用的游说词是：任何事物都有风险，但发展转基因食物的利益要大于风险。可问题的关键是：谁获利益？谁得风险？
3.3 科学家的无奈
科学专家在解释转基因技术的专门知识时，往往运用极为技术化的写作风格和繁琐的学术引证，这导致科学文本不断把非科学专业的读者赶走。“科学之所以难以普及, 是因为它被设计得在起步之初就迫使绝大多数人对它敬而远之了。
为了挑战一位科学家工作的合法性，你可以使用无私利性，去揭示科学之外的利益如何影响着科学判断。
某些转基因科学家同时拥有多种身份，他既是转基因科学家，又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还是生物技术公司的董事。而现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转安会”申请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像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专家，如何保证决策的公平与公正?频繁爆发的专家丑闻使公众对专家产生了“习惯性怀疑”。
3.4 媒体的狂欢
媒体是科学界、决策者、产业界、和消费者等各方行动者利益博弈与权力角逐的场所。媒体的介入和炒作，由于考虑到自己的利益需求，及与其它传媒的竞争，一旦发现社会“热点”话题，不仅仅是常规新闻报道，还会受商业利益驱使，对其夸大宣传或错误报道，因为传媒是将收视率、发行量或点击率作为他们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转基因科普信息属于那些我们很少关注的信息，直到我们的注意力被负面报道唤醒为止。人类认知系统优先处理负面信息，尤其是在涉及风险时，这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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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媒体进行中立报道，也会掉入“虚假平衡”的陷阱。科学报道里有个问题是虚假平衡。不能一边放伪科学，另一边放科学共识，然后声称“平衡报道”。当把伪科学和科学共识并排在一起，就给了伪科学跟科学旗鼓相当的信度。
媒体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新闻炒作把转基因弄成一个全民选边站的大问题，监管成本不断上升，现在要让转基因作物通过审批的成本已经高昂到小公司基本无力负担的地步。假如一家小公司有个很棒的转基因产品，想让它上市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卖给孟山都、杜邦或者先正达。有些反对转基因的人的出发点是为了反大公司垄断，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最终却帮巨头公司把世界食品供应控制得更牢。
3.5 政府的困境
我国转基因主粮产业化面临着效用评估困境，由于转基因作物本身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时也缺乏科学和有效的评估的精确方法使得风险和收益孰重孰轻具有不明确性，导致政府的决策摇摆不定，主要表现为：如果我们盲目地大规模推广其产业化，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令人担忧；如果迟迟不推广其产业化，又可能丧失给我们带来各种利益的机会。
我国转基因主粮产业化面临着社会不公的困境：从分配公正看，目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利益的主要是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家、大的跨国公司，而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则由广大公众承担，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从程序公正看，没有把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主体纳入到政府和科学家的视野，公众作为“外行”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我国缺乏一套确保主粮转基因产业化公正和程序和制度，促进其社会公正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并没有巨大争议。最重要的原因是FDA有广泛公信力，美国民众信任FDA的安全评价，因此并无担忧。另外美国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媒体都有很好的公信力，民众相信他们的判断以及对转基因相关的科普。
转基因危害的风险防控完全要依赖有效严格的管理, 然而这方面我国有很大问题。中国转基因问题靠不住的不是技术，而是人。
4.争论的评价与建议
4.1 争论的评价
关于主粮转基因技术的争论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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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反对和抵制可能会阻碍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公众的质疑和反对相反倒是一种压力或动力。它将促使政府更好地理解公众的观点和关心的问题，从而不断改进制度和完善相关监督管理职能；它也将促使科学界反思，如何让自己的科研成果与公众和市场的需求相结合；同时它还将促使公众自身不断学习新知识、增强参政议政的权利意识。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这次争论启示我们应该尝试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过程， 即在承认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前提下， 促进科学知识与社会需求之间、科学共同体与大众舆论之间、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走下神坛的科学， 应该是自我怀疑的、自我反思的， 既允许被质疑， 也允许被指责。
4.2 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推进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面临诸多伦理困境，实现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条件和时机并非成熟。如果我们不能科学、合理和有效地解决这些困境，要推动我国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发展将面临很多困难。我国将来要想健康、稳步和有序推进转基因主粮的产业化进程，需要建立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综合效用评估体系，建立和完善以社会公正制度，大力开发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系，尊重公众权利、扩大公众参与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决策，为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和发展空间。
同时基于当前转基因主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状况、生产加工销售的制度建设及监管状况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很有可能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因此本文不主张转基因主粮产业化。
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检验，能够证明其优越性，并且开发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主粮技术，在确保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在实现其产业化。在此期间，我国可以在实验室范围内坚持研究，保持以致领先世界先进水平，以免因延误研究而造成损失。
5.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8.
[2]毛新志:我国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的伦理困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 11(3):126. [3]童小溪:风险社会中的转基因主粮争论[J],探索与争鸣,2010,12:20-22.
[4]王大明:理工科研究生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的调查[J],自然辩证法,2014.12:56-61.
[5]蒋高明:试论转基因主粮产业安全与风险[J],工程研究,2010.06:112-119. [6]姚万军:我国应否将主粮转基因技术产业化[J],南开学报,2014(5):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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