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作为启蒙运动基础的这本书称赞“贸易的好处”可以“打碎欧洲野蛮主义的脊梁”，但是，经济学从未完全抛弃其暴力主旨（Montesquieu，1748 book xxi, chapter 20）。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塞拉与李斯特一样具有和平主义者的倾向——李斯特1841年的著作专门对亚当·斯密赞扬战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Smith，1976: ii, 456）。可以想象，塞拉的和平主义来自于他在揭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的努力——一些以寻求短期财政盈余为特点的重商主义论文完全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然而，《简论》稳固地树立了塞拉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现代认识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因为，它不再局限于一种零和宇宙观，不再赞扬掠夺和征服。塞拉感兴趣的是生产财富的方法，而不仅仅是财富的再分配。
5.塞拉的研究方法
“对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进行分析之后”，塞拉告诉我们，他就“力求依据（自己）为数不多的知识所带来的一点启发，考察??金银在没有矿产的国家流动的原因”（4-5）。他说，自己努力的目标是在“国家的公共产品”方面“揭示出真理的本质”（6-6）。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塞拉的观点显然使得他属于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说的实践和理想主义的经济学传统，而不属于如今被动和功利的主流传统。在关于政府政策的这一章的结尾，我们发现，塞拉批评了那些对他的方法表示挑剔的人。相反，他有意识地采纳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方法，这与那些“更看重事物的确定性而不看重主题的高贵性”的人正好相反（39）。因此，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亚马蒂·森（Amartya Senn）的话：“大多数经济学家宁愿完全错误，也不愿意大致正确。”塞拉所关注的是最终结果，而不是获取结果的方法。“科学本身并无一种理解真理的统一方法”，因为，其“主题是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12）。听到他的这种论断时，我们的耳边回响起了从马基维利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各种声音。
塞拉声称，桑蒂斯只是针对的一些表象，而并没有针对导致基本经济问题的原因——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才能使经济危机得到缓解。塞拉说：“（问题的）原因仍然存在时，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6]”他有着十分明确的信念：其他人只是在财政和货币政策领域解决那不勒斯贫穷的表象，而他自己却是在实际的生产领域解释其原因。塞拉的模型使经济得到简化：他认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导致了经济进步的偶然聚集。然而，在塞拉拢模型中，最重要的原因始终表现在管理（governance）方面——一个定性概念，他明确地将其作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媒介，支配能力和各种抽象层次之间的媒介。根据劳森（Tony Lawson）的观点，正是“这种流入和流出的循环，这种焦点和视角的不断改变”，才是“理解社会和经济的唯一方法”（ (Lawson，1997: 236）。实际上，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对待经济问题的核心。《简论》为经济政策问题提供了指导原则，但它并没有对经济事件进行详细的定量分析。另一方面，许多现代模型都以事先接受某些假设为基础——从稀缺性假设到边际效用的“理性”计算。它们借助总量模型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用现在的话说）娴熟的技巧来处理数量变化。然而，人类行为的定性特征却很难在现代模型的框架中进行分析[7]。当塞拉1613年撰写《简论》时，就已经十分清楚这种方法固有的缺陷了。可是，在创新体系这样的不同方法最近产生之前，为了使经济学变得更类似于自然科学，人们一直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这一点（20；
Mirowski，1989；Weintraub，2002）。
6.塞拉提出的经济增长原因
根据塞拉的理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类：自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从本质上讲，两类因素都能创造出“顺差”——通过丰富的自然资源或人们的辛勤劳动。其中，偶然因素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带来财富的特定原因和共同原因。塞拉认为，特定原因“只会出现在某一个国家，而不会出现在其他国家”，但是，“共同原因却可能出现在所有国家”。（21）特定原因表现在环境方面，它们由农业资源和地理两种因素组成。另一方面，共同原因是那些可以成为现实并且可以使任何国家得到改善的抽象思想所带来的结果，它们构成了国家财富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它们是：“产业的数量”，“人口的质量”，“贸易的地域范围”，以及“国家的管理”。塞拉坚信，他的经济模型包括了所有与财富相关的原因——他认为“并不存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因为，其他原因要么附属于所提到的那些原因，要么是那些原因造成的结果”。（39）
的确，这篇论文提出的简要模型表达了一致的思想，并提供了一种思考经济问题的手段。这似乎与福柯的下列说法相抵触：尽管17世纪初，经济学就已经进入了实证论领域，但是，在洛克（Locke）和坎蒂隆（Cantillon）之前，它并没有进入认识论领域（Foucault，2002: 207）。塞拉的《简论》在其结构和论述的复杂性方面都大大超前于同时代的其他著作。用齐斯克（Walter Ziersch）的话来说：“塞拉站在现实的基础上，他的作品中的每个论断都以事实为基础”（Ziersch，1905: 66）。因此，人们对熊彼特的下列观点并不感到惊讶：这篇文章是最早论述经济原理和政策的一篇科学论文。
尽管在其作品的整个标题中有所暗示，但自然原因论述的内容很少，因为，它们与上下文的关系不大。塞拉认为，“自然原因这一组因素只包括了一种情况：即一个国家拥有金矿和银矿”（20）。然而，从总体上看，意大利是缺乏矿产资源的，美第奇大公们所经营的托斯卡纳银矿是塞拉所看到的唯一的例外（20；Morelli，1976）。所以，《简论》中这部分内容的核心涉及到的是财富的各种偶然原因。
在这些偶然原因中，塞拉首先讨论了其中的特定原因。根据塞拉的观点，这些财富原因是某些国家特有的，而且不可能通过政策来进行操纵。其中的第一个因素，即大量的农产品剩余，初看上去会使人感到意外，但它可以通过塞拉的写作环境来得到解释。除了6~9世纪欧洲北部的土地革命之外，从罗马时代到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农学理论的产生，农业技术大体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White，1964: 40； Duby，1974: 189）。因此，增加农产品剩余的努力主要
集中于扩大产生力较低的土地的耕种，而不是集中于技术的改进——这就是塞拉在探讨国民财富的共同原因时的一个典型的规模报酬递减的例子（Benigno，1989: 80）。土地的生产力和气候的偶然性，是反映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因此，在当时看来，农产品剩余是不会由于人的干预而发生变化的。160多年之后，看到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进步时，亚当·斯密曾问自己：农业领域劳动分工的可能性为什么这么小（Smith，1976: i, 9）？
在今天看来，塞拉的第二个特定原因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反映了一国与周围国家相比时的地理位置。塞拉认为这项原因是“一种强有力的偶然因素，它几乎是一国进行广泛贸易的原因”（22）。从理论上讲，虽然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但是，在实践中，地理位置是一个关键因素。尽管西方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城市有利的地理位置进行过思考——色诺芬的《Poroi》（大约公元前352年）（Xenophon，1984）、阿里斯蒂德斯（Aelius Aristides，公元二世纪）的《Panathenaicus》、布鲁尼（Leonardo Bruni）的《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大约1403~1404年）（Bruni，1978）以及伯特罗（Giovanni Botero）的《Ragion di stato》（1590）等等，但是塞拉是第一位论述地理位置的经济优势与其他经济因素关系的作家。这样，《简论》也标志着经济地理（目前保罗·克鲁格曼正在设法使作为经济学分支的这个不活跃的学科得到复兴）的诞生[8]。在经济地理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贾斯丁（Gottlob von Justi，1717~1771年）和后来的屠能（Johan Heinrich von Thünen ，1783~1850年）将塞拉的以报酬递增为基础的城市地区放在了其国家同心圆的中心[9]。
塞拉的4种共同原因（产业的数量、人口的质量、广泛的贸易和国家的有利管理）是动态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因为“尽管一个地方的需求有限，而且必须从国外获取各种资源；尽管这个地方没有金矿和银矿，但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必然会使得这个地方拥有大量的金银”（23）。在此，塞拉暗示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所称的结构联系（Strukturzusammenh?nge）——能够带来累积效果的各种因素所产生的有机协同效应（它是创新体系理论的核心），即各种独立的因素相互之间产生累积性影响并最终导致有机的结果。在对这种重要理论的进行最后的分析时，塞拉讨论了“大贸易”问题。尽管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很重要的，但塞拉认为，各种共同原因的重要性是有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造业的数量”。
7.塞拉对制造业和报酬递增的论述
塞拉认为，工业“不仅应该被放在共同原因的首要位置，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应该比剩余产品这种特定因素更加重要”，其理由是，工业只依赖于劳动力，而不会受到地理和气候因素的影响（23-24）。伯特罗（Giovanni Botero）一样，塞拉也率先对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动进行了区分（Botero，1590: 217-222），但是，以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理论（即如果一国在某一特定生产活动中选择专业化，其单位生产成本是将上升还是下降）为基础，塞拉对两者做出了
进一步的区分。在论文的前面讨论特定因素时，塞拉提到了农业的报酬递减规律。现在，他将以彻底敏锐的分析来提出报酬递增效果方面的第一个合理论断。塞拉认为，制造业是独特的，因为随着产量的增加，总成本会下降：
“制造业的产量可以成倍增加，并导致利润的成倍增长。这种情况在农业中并不存在，因为人们不可能使农业的产量成倍增加。比如，当一块地只能种100 托莫拉（tomola）的小麦时，就无法种150；但是，在制造业中，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它们不仅可以增长到越来的两倍，而且还可以增长到原来的200倍，同时，成本也会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24）
此外，与伯特罗一样，塞拉也认识到，制造业专业化和获取利润的可能性要大于农业。塞拉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品的利润要高于农产品”，因为工业品有可能进行“无数次”的交易（25-26）。用现代的话来讲，塞拉看到了工业劳动的众多分工——通过报酬递增和单位生产成本的下降，工业能够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以“市场定位”的形式），并把这种情况与获取更高的利润和更大的国民福利的潜能结合起来。这样，塞拉对报酬递增和递减活动的区分无疑是以劳动分工理论（它可以追溯到色诺芬）为基础的。此外，塞拉还提出了一种协同效应观点：劳动分工越多，城市就越富有。150多年之后，斯密的著名论断——“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只是塞拉深刻见解的一种苍白的影像，在此，报酬递增这个真正的原因完全消失了。色诺芬早已指出的这种“系统性的报酬递增”是重商主义政策中要求增加城市和国家人口的一个核心理由。
在重商主义和官房主义的整个传统中，报酬递增的可能性被看成是与制造业劳动分工机会的增加相联系的，因此，它与具体的生产活动高度相关。与农业和采矿业（这里的一种生产要素是由上帝的创造物——土地和矿石——来决定的）不同，在制造业中，随着生产的扩大，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在规模报酬不变或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获得。“崇拜制造业”是几个世纪以来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很少从理论上解释这种政策为什么是有益的，而且，只是到了19世纪，这种理论的圆满性才达到了塞拉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活动理论思考的转变。由于力求建立系统的经济科学，斯密对劳动的种类进行了简化，因此，将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造成的各种不同影响排除在外了。比如，在斯密看来，生产和交换这两个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因为两者都代表了“经济”活动中所花费的时间。尽管两者可以在某种抽象的程度上被简化为“时间”，但是，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许多重要区别都消失了。经济史学家别尔纳茨（Biernacki）认为：“《国富论》在整个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它论述了先于产品销售的劳动是所有价值的源泉，但是，分析语言却将劳动行为（生产）本身看成是一种交易活动”（ Biernacki，1995: 252）。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斯密的如下观点：“劳动是第一个得到支付的要素，即购买所有东西时，最初支付的是劳动的购买价。全世界所有的财富最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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