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分为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后来又进一步把情感性信任具体为：基于既有关系所蕴含的“虚情”或“应有之情”的信任，基于性格相投的信任,基于情感相融的信任,以及基于一体感的信任。我国学者王昭光、刘欣在其学术论文《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中，以信任作为自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了信任的四种类型，即亲人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以及社会的信任，并分析了他们的不同强度以及分布情况。人际信任具有脆弱性。也就是说，建立信任不容易，但是破坏信任却比较的容易，这主要与个体的认知判断状况有关。在人们的认知判断体系中，当人们综合破坏信任和巩固信任的信息时，往往对负面信息有深刻的印象，而正面的信息所占比例较小。对人的不信任的态度有:对他人缺乏信心：认为他人不是真正的关心别人的利益，他人具有敌意。怀疑则是不信任态度的核心认知成分，是一种总以对抗性、负面的假设方式评估他人行为动机的心理状态。
1.3人际信任的相关理论研究 1、认识发生论
Erikson、吉登斯等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研究信任产生的过程，他们认为人的信任来源于儿童早期的经验，主要是婴儿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婴儿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看护人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婴儿心理发展过程，如果婴儿受到看护人的定期良好的照顾，就会逐渐在婴儿心中形成一种对于秩序的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信任，如果婴儿得不到看护人的精心照料，那么他(她不可能获得安全需求的满足，可能经常会处于恐惧与不安中，长大之后可能比较孤僻，不会太信任人。婴儿时期形成的信任是一种基本信任，这种基本信任是他(她)以后所有形式信任的基础。
2、文化决定论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际信任是从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社区中产生出的一种期待，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信任不能单纯的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来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信任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基于文化道德规范，是文化道德规范的产物，任何社会都具有自己的文化密码，信任作为某一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具有遗传的特点，在不同的文化道德规范环境下，其信任模式与程度是不同的。
3、道德基础论
该理论认为信任可以划分为两类：对熟人的信任是“策略性信任”即在以往的交往基础上的习惯性、仪式化的信任;对陌生人的信任是“道德性信任，’，道德性信任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乐观的人会给自己所不认识的人更多的信任，即使偶尔吃过别人背信弃义的亏也.在所不惜，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任感[9]。
1.4人际信任与相关变量研究
人际信任在国内虽说起步很晚，但是己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各研究学者分别对人际信任与相关变量进行了分析。目前研究取向主要有两大类:人际信任的前因变量角度和后果变量角度，前因变量包括心理控制源、养育方式、人格特征、依恋、信仰状况;后果变量包括进行主要有:自尊、自我价值感、社会支持、孤独感、心理健康、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亲社会行为等。刘金平、郭志峰分别对河南和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的心理控制源与人际信任进行相关研究[10，11]，结果表明，大学生内外控倾向与人际信任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且内控者比外控者有更高的信任性。伍业光等认为积极父母养育方式(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可使子女增加人际信任度，特别可增加子女乐于
助人的行为，而消极的父母养育方式使子女人际信任降低，更多地产生自私自利，爱占便宜，互帮互助良好品质下降[12]；苏巧荣认为子女的人际信任与母亲的拒绝、否认型养育方式呈负相关[13]。戚少枫调查了西安高职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情况，发现情绪稳定性、精神质等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14]；伍明辉等对广西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进行相关研究，研究显示，外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低，内向型大学生人际信任度高;而神经质、精神质人格维度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由此可以看出人格特征的稳定发展可以增强人际信任水平[15]。张咏梅对青少年依恋与人际信任进行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关系显著，同伴、母亲和父亲的依恋质量均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其中同伴依恋具有更好的预测力[16]。李雪峰认为社会信仰越高，人际信任越高，而金钱崇拜越强烈，人际信任越低[17]。李靖等对北京大学生调查，发现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比较主动、自信，更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18]。‘龚艺华对河南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与人际信任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与自我价值感呈显著正相关[19]；陈有国等认为社会取向自我人际价值感与人际信任呈正相关[20]。吕锋等认为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21]，而杨静等发现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22]。韦耀阳认为人际信任与孤独感呈正相关，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孤独感的重要原因[23]；马蔚蔚认为个体可以预知他的同伴的行为，可以依赖、信赖他的同伴时，他就不容易感到孤独。田可新等认为人际信任度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戚少枫认为高职学生问题解决应对方式与人际信任有显著的负相关，胡荣等认为老年人人际信任与应对方式呈正相关[24]。黄勤锦对服刑人员自我效能感与人际信任关系进行探讨，结果发现自我效能在人际信任水平上差
异不显著[25]；王丽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人际信任度高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26]。
1.5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和研究进展
影响信任行为的有个人因素和人际因素，中西方影响信任的主要因素有一致的地方，也不同之处。一致的地方在于两者均研究了个人因素及人际关系因素。不同的是，西方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前者，强调被信者的能力与责任，而对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研究则较强调后者，包括后天的连带关系及人情。另外，个人因素与关系因素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存在着中西的不同。在西方人的信任行为中，信任者的因素先于关系因素或者独立于关系因素而存在。例如：个人的义务责任感，是个体人格特质的表现，并不与具体交往对方有关。但是，在中国人的信任行为中，被信任者的困素，尤其是人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双方交往关系因素决定的。例如“, 忠诚度”是指对另一个人的“私忠”，是私人关系的产物。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关系因素事实上优先于个人因素。近年来，有关大学生人际信任问题开始成为国内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的研究发现,高校学生的人际信任存在问题，和初中生、高中生相比，大学生对社会的信任度最低，表明大学生在社会经验丰富的同时，心态令人堪忧;高师专科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性格的情绪性特质之间存在很高的负相关；大学生上网爱好者的人际信任水平低于非上网爱好者，前后与后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人际信任水平与自尊水平在不同上网爱好程度的大学生中均表现为稳定的正相关；人际信任与父母养育方式存在着相关，父母积极的养育方式可使子女增加人际信任度，特别可增加子女乐于助人的行为；大学生自我价值感(包括社会取向一般价值感,社会取向特殊人际自我价值感和社会取向特殊生理自我价值感)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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