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改善。迨至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5l—1874)，政治不修，战乱连年，官场腐败，官商狼狈为奸，导致清乾隆初年以来的川盐运销制度全部废驰，运销体系一片混乱。各岸盐商，相互排挤倾轧，越境侵销，囤积居奇，随意断供提价，各界人士大遭其殃，饱尝缺盐之苦。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夏，时任四川省总督的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人丁宝桢，对川盐入黔的紊乱情况进行了稽考，并于当年7月以“国家自然之利权不可下移，西南之隐患不可不急弥”为由，向清廷奏请改革积弊甚多的盐政。在这份奏章中，除了陈述“民有断食之苦，官有淡食之虞”的严重缺盐等状外，着重提出了统一川盐运销的15条建议。这些建议被朝廷批准施行后，当即委派候补道员贵州遵义人唐炯督力其事，遵义县团溪举人华联辉襄助之。他们按照“官运商盐，分岸定量，分岸承销”的原则，先后采取了下列改革盐政的措施：
一、设立、健全盐运管理机构。除原有的四川省盐茶道署外，在四川泸州设立“办理黔边盐务总局”，自流井、五通桥等产盐地区设立官运局。在仁、綦、涪、永四岸，各设一盐运分局。凡食盐定额的制定与分配，货色搭配和银两收支等重大事项，均由总局统筹规定。官运局(厂局)负责向盐场(井灶)将食盐“籴入”，运到各盐支分局(岸局)。各分局各岸的实际情况，将盐售与指定承销的盐商。商人获盐后，在本岸盐区的范围内自由运销。各岸局设置“裕济仓”以平抑盐价，设置“大盈库”，接受各厂局的委托运输。重点地区设置稽查卡，对食盐运销情况进行稽查。四川省盐茶道署下设盐防军安定营，分驻各岸盐运据点，负责解款、缉私、保护盐运安全等事宜。设立河工局，负责各岸盐道的打滩修补道路等工作。
二、核定各岸盐商家数和承销数额。各岸分局，根据本岸运销食盐的需要和商家的实力等条件，核定本岸承办盐业运销的盐商户数，负责本销区内盐巴的供销等事宜，不准未经核定的商人经营此项业务，各岸核定的商家也不能越岸侵销。当时核定的盐商仁岸为4家，綦岸为5家，涪岸、永岸为5至6家。各岸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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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食盐的数额，以各销区的人口多寡为计算基数，每人每日用盐量为旧制3钱。当时四岸核定每月销盐总额为74载，每载108000斤。其中仁岸为22载，涪岸为20载，綦岸为18载，永岸为14载。每载分为12引，每引为50包。各盐场根据核定的分配数量，按时按量销售给各岸承销、承运的盐商。史书上名之为“以岸计销，以口售盐”。
三、统一运销价格和赋税缴纳。为避免当时币制不够统一带来的不便，缩小岸也岸之间运费的差距，故规定各岸运输均以盐作为运费，并采用按盐路运近逐站递减盐包斤额的办法，支付沿途所需的运费。以仁岸为例，在合江起运时，每包盐为180斤，运到赤水县城则以160斤计算，其差额20斤，即为此段的运费，归运输者自由处理。从赤水运至土城，又递减为140斤；抵鸭溪、金沙为132斤，滥泥沟、刀靶水为124斤，贵阳、安顺为96斤。从起点站到终点站，每包盐巴重量计算差额为84斤，全部作为沿途运输及仓耗等费用，尽管各站每包的计算斤额不相同，但因运费系整体核算，故运费的计算标准却安全一样。其余三岸，亦照此法办理，从而达到了统一盐运价格的目的。在盐税的征收方面改变以往的多次收取为一次交纳。举凡运到上述四岸的川盐，在盐场一次纳税之后，由官盐局签发盐引(税票)起运，沿途均不再征收各种捐税。每年年终时，由四川当局拨给贵州当局一定的银两，以抵补贵州应得的盐税。在统一盐运价格和厘金税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了食盐的销售价格，规定各岸沿线的食盐运销站，无论路程远近，其趸售(批发)、零售价均完全一致，不准随意涨跌。
通过以上措施的全面实行，各岸盐商依法经营，按章行事，杜绝了人为的囤积居奇、抬价断供等不法行为，保障了川盐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入黔北及贵州各地。既平抑了盐价，满足了人民生活之需，又繁荣了市场，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实现了丁宝桢在奏疏中所说的“裕税便民”的愿望。
清王朝寿终正寝之后，丁宝桢所建立起来的川盐入黔体系亦随之冰消瓦解。中华民国初期，四川盐区设盐运使公署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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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盐政，产盐区自流井、五通桥设立盐务局，负责川盐的生产、供销等事务。取消官运制度，听凭盐商自由贩运。但因盐税收入时多时少，不能满足当政者的需要，四川盐运使晏安澜又于1915年初沿袭清朝官督商运商销制度，招商承办，建立新的川盐入黔之四岸体系。不过，由于其时政局不稳，地方军阀割据，战争频繁，匪患不断，交通不畅，盐路时通时阻，各岸大多采取分段运输，且需自行雇募百人以上的盐防军进行护卫，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加之当政者只知搜刮盐税，并不过问盐政，任凭盐商投机倒把，哄抬涨价，重利盘剥，致使盐价居高不下。当时黔北一带，要30来斤大米才能换取一斤食盐，故有“斗米换斤盐，斤盐吃半年”的民谣。
1926年军阀周西成执掌黔政，认为食盐是可靠的税收来源，乃于次年召集四岸盐商协议，实行包税制度，各岸盐商只需一次认足盐税之后，就不再缴纳任何厘税。四岸盐商每年共认缴盐税银元160万元，分期交纳。设贵州盐务总局，指派赵文麟任局长。在各口岸设督销局和盐务统带部，负责核定各盐岸的运销价格及盐防军的管理。从此，供销失调，混乱一时的黔北食盐运销局开始好转，不断高涨的盐价又逐渐趋于平稳正常。1929年周西成战死后，其继位者毛光翔、王家烈萧规曹随，盐制依旧不变，盐价亦较为稳定。1932年后，地方军阀蒋在珍、侯之担盘踞遵义、赤水后，綦岸、仁岸的盐税被他们截留，盐商往往要上双份盐税，与这两岸关系密切的黔北地区之盐价亦随之上升，业已平稳的盐运供销体系又渐被打乱。及至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黔北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1935年贵州军阀统治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先后在贵州设立了盐务督销缉私局、贵州盐务办事处等机构，管理贵州省的盐政。1936年民国政府又与川、黔两省政府协商，盐税归中央政府统一征收，每年拨给贵州40万元。并决定每岸由一家盐商承办运销业务，分别在各岸建立运销总店和分支店，直接从盐场将食盐运至贵州各地销售。抗日战争时期，两淮盐务局迁到贵阳，贵州盐务划归该局管理，将贵州盐务办事处升格为贵州盐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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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各岸及沿途运销站设督销分支局，主管与运销有关的事宜。国民政府为了不投资而又能获利，决定实行委托运销制。即把川盐运销业务委托商家出资承办，给以适当的利益(代办费)。除开运费和应得的利益外，其余上交国库。其时仁岸由刘熙乙、伍效高等人集资筹办利民盐号组成的“贵州仁怀边销区官盐委托运销营业处”承办，綦岸由潘昌猷主办的重庆盐号等多家盐号组成的“川黔綦运销区官盐委托运销营业处”承办，涪岸由李桐林经营的大业司组成的“川黔涪官盐运销营业处”承办。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取消官盐委托运销制，由各岸盐自由贩运销售。仁岸由利民盐号、仁记盐号、中华公司、中和盐业公司经营。綦岸由裕济盐号经营，涪岸仍为大业公司经营。1949年4月，民国政府曾下令改商运商销为官运官销，但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实施，实际上仍由上述盐号、公司自由运销，直到解放以后。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后，人民政权接管了原川康区贵州盐务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各级盐务管理机构。黔北地区的食盐运销工作，在遵义地区盐务管理分局(后改称遵义专区盐业分公司)的领导下，有序而有效地进行运转，降低和稳定了盐价，增加了盐的品种和提高了盐的质量，满足了各方面用盐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了全区人民长期以来用盐难的重大问题。
上述川盐入黔的运销活动，推动了这一时期黔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中尤以经济的发展最为显著，兹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交通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河运是其主要渠道。为了提高盐运的速度和能力，清初至解放以后，都先后对赤水河、綦江、乌江、永宁河等几条黄金水道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开凿疏浚。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贵州总督张广泗根据官民的反映和他的实际调查，奏报朝廷，请求开修赤水河航道，以达“河道疏凿开通，使入京铜、铅、客商运货，俱由水运，上以节省国币，下以利济民生”的目的。经清廷批准后，拨给修河银两38642两。张广泗乃于次年委任遵义知府陈玉殿、大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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