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被贬江州后诗风转变探源
语文组 王艳
摘要:白居易在被贬江州之前,思想上主要以儒家“兼济天下”为主导。表现在
文学创作上,提倡重功利的主张,他和元稹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当诗人被贬江州以后,他的政治理想遭到破灭,思想中无为、闲适、自足占居其思想领域的上风,表现在创作上便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本文主要从思想和创作两方面探寻白居易被贬江州后的转变原因。 关键词:白居易 思想 创作 转变 一、白居易被贬江州后思想的转变 1、佛老思想对诗人深刻的影响
白居易思想中就有佛老的深刻影响,在他提倡写讽谕诗的同时,他就有无为、闲适、自足的思想。先天带来的这种佛教思想,在诗人遭遇贬谪之后越来越清晰明确。整个人生态度表现出了绝竞争,消烦恼、求解脱的人生态度。所以在诗人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中明显表露出士林中隐、知足而乐、保和以养性的特点。他践履“中隐”的生存方式,身仕而心隐,从容进退于政治官场与退处生活之间。“身闲心适”是白居易追求的“保和”的目标,积极主动地调适自己的心灵世界,同时又不放弃高雅的情趣与独立自由的人格。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在江州贬所的四年,清醒地认识到“司马”一职的实质,并自觉地调整心态,思想转向知足保和,追求外适内,他表现得更为乐天知命,并以此来抚慰他受贬的愤郁不平之心。
可知,白居易自觉追求精神的解放,竭力保持与追求其内心的平衡与人格的独立,“他既完全摆脱了贪欲、虚荣、仕宦等等的束缚,但又是如此充分地享受着俗世人生中的种种快乐。在白居易身上,世俗与高雅得到了完美的统一,现世的矛盾、苦难都得到了圆满的化解,因而进入了一种顺化归真、圆融中庸的人生至境。”1 白居易的江州贬谪生活滋长了他的知足、保和以及中隐的闲适心态。
我们知道白居易精通音乐,我们从他所写的名篇《琵琶行》中即可看出他极高的音乐素养。据有人统计,白居易现存下来的2800余首诗作中“与音乐有关的有将近700首,专门论述音乐和音乐分量较重的有近百首??涉及音乐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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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伟韬《白居易生存哲学简论》,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第31页。
14种,音乐调式11种,乐器近30种,各种乐曲30余首,音乐名人30余名;30次提及琵琶,60次提及笙,111次提及管弦(合奏),136次提及琴(古琴),近300次提及歌(声乐)。”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是集演奏、鉴赏、创作于一炉的大家。音乐以“和”为体,可以让人忘却一切烦恼、忧愁和苦闷,摆脱学业、功利、权势的诱惑和干扰,完全沉浸在和谐的音乐中,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使人由心理的“和”达到生理的“和”,达到促进身心健康的目的。3 在音乐中修身养性。
白居易就是在这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寻求精神解脱和内心宁静。不执著,不斤斤计较,不给自己施加压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置心于世事之外,一切烦恼都归于“空虚”。达到“心适”的最高境界。
2、现实政治使白居易失去了实施“讽谕”诗歌主张的土壤。
诗人写讽谕诗的立脚点,是建立在借讽谕以劝皇帝改革的希望上。既然是寄希望于皇帝,那么一旦认识到皇帝不可能由于讽谕诤谏而有所改革的时候,希望就完全落空,重功利的诗歌主张也就立即失去了依附。
从讽谕说提出前后到白居易被贬江州这段时间内,发生几件对白居易有影响的事:
贞元二十一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这时韦执谊为相,白居易上书宰相,表达对改革的同情,并且提出一些建议。但是,不久革新失败,随即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这件事对白居易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写了一首《隐者》诗为证。从永贞革新的失败,和韦执谊的遭遇中,白居易受到了震惊,悟出君臣之间,宠辱朝暮的道理,产生了退出政治生活的念头。永贞革新的失败和革新者的遭遇确实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阴影。
元和三年四月,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登第。因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言语直切,为贵幸者所恶,考官杨於陵、韦贯之、王涯等皆坐贬。这又一次给白居易的寄希望于皇帝纳谏以改革弊政的思想以打击。他有《论制科人状》为杨等人辩诬,言辞激切,因直言时政而获罪,且牵连了这么多人,这恐怕也是白居易所始料未及的。
元和四年,白居易写讽谕诗,即遭到非议。这在他后来写的《与元九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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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继平、张拜侬撰《白居易与音乐》,参见《音乐创作》,2007年第三期,第86页。 参见汪凤炎、郑红著《中国文化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可以得到证明。白居易说写的讽谕诗如一把匕首,直插权贵的痛处,因此而得罪权贵,不为当政者所容,为以后的被贬埋下了根源。
元和五年,元稹因一件小事得罪宦官,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累书切谏,论元稹不该被贬,而疏入不报。他种种的积极而为的直言劝谏换来的是当权者的逐渐憎恶,所以就有了他生平以来受到的一次最大的打击,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他寄希望于皇帝纳谏以革除弊政的理想不得不在现实面前幻灭了。 二、被贬江州后诗风的转变 1、写作题材的转变
白居易的知足保和、情恕理遣、委运安命的思想基础,加上江州优美的自然及生活环境,江州司马的闲逸,以及上司对他宽容理解,这一切使得他的贬谪生活较其他被贬者更为优越容与。白居易被贬以后写的闲适诗大量的以自身的生活、情趣为描写对象,境界内敛,天地狭窄。我们仅从他的诗题即可窥其一斑,如《清夜琴兴》、《自题写真》、《隐几》、《春眠》、《闲居》、《适意二首》、《晚春沽酒》、《秋游原上》、《村雪夜坐》、《东园玩菊》、《咏拙》、《咏慵》、等等,凡一己之情、景、事、理无所不包,很少重大主题,多为身边琐事,如衣食饱暖、纳凉沐浴、日间坐卧、诗酒琴书、山水宴乐、坐禅修道、亲族之爱、知遇之欢等众多层面。多以岸柳园葵、片花些草、饱睡弹琴等身边琐事、生活情趣的叙写为主要内容。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自编诗集十五卷,将约800首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并表明自己最看重的是讽谕、闲适两类,以为它们正好体现了他“兼济”与“独善”的生存之道。现存白居易自己编集整理的闲适诗共216首,辗转创作于长安、盩厔、下邽、江州、杭州等地,创作时间从他29岁到54岁,跨度长达约25年。从他不同时间地点所创作的闲适诗的数量来看,任江州司马时60首,最多。这也是与白居易着力表现自己的闲适生活与心态相适应的,他的闲适诗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再现了白居易作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状况与心志情态,突出了他的世俗面、人情面,同时,对诗的题材和境界无疑也是一个开拓。
白居易热爱名山大川,也爱一花一木,他常常以审美的眼光来观照周围的自然,往往于寻常之景中亦能发现其独特的美,有时借以疏散身心,摆落尘杂,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自由;有时在逃避现实的苦难,寻找灵魂的避难所,获取精神的
当下安顿。白居易被贬江州期间摹写自然山水的诗篇所占比重最大、绝对数量最多。诗人在山水中不断寻求灵魂的解脱与精神的超越,山水悠游便成为诗人诗歌的另外一个主要写作题材。 2、与众不同的写作特点
对比后常取中间状态。白居易很擅长运用对比,这其实也昭示了他的一种习惯性思维。他的对比,广泛应用于他自身的不同境遇,就是在这众多横向的、纵向的对比中,他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平衡了自己的心态。这明显是白居易与不如己者对比,甚至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当然易于知足了。对京城的思念,贬江州的嗟叹,由于与更僻远的岭南作比较对象而有所缓解。《白云期》(作于四十七岁)为证。
诙谐中尽显本色。作为化解人生矛盾的大师,白居易自有他的一套人生逻辑,独有的观察、思考事物的方式与视角,很懂些幽默的艺术,出语俏皮、诙谐。如白居易敢于承认自己“性拙”,自贬为“不才者”,索性就由着性子,甚至“养拙”,如此不必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正可以来修身养性。春游西林寺,望江楼上凭栏远眺,他那颗关注时局、关心民瘼的骚动的心却久久难以平复,既不能为此出谋划策,也不能带兵亲赴沙场,朝廷把他远贬江州,他只好在山中故作游山玩水状,当一个逍遥的“闲人”,并打算早早退休,归老林泉。显然,这中间埋藏着白居易的不为世所用的深悲隐痛,展露出他那明明难以排遣却又不得不强自排遣的尴尬境地。
白居易在江州感到寂寞、无聊了,对季节变换而发生的每一个细微的景物变化非常敏感,比如秋风到了,草木衰飒;春天的一个早晨起床迟了,听见屋外早莺的鸣啭,这些都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起都城长安,因为长安留给了他政治生命中的高峰体验,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他在那里奋斗过、辉煌过,而江州的贬谪生活与过去的长安生活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他只有自欺欺人地说什么“但作城中想,何异曲江池?”“不作天涯意,岂殊禁中听。”这是一种强烈的回忆,就在这种如梦似幻的玄想中,他试图泯灭长安与江州的差别,过往与当下的差别,从而获取当下的安顿。这的些不同于以往的写作特点中流露出一位失意诗人的达观乐天的人生态度。 三、探源意义
自卫和自慰,是中国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天地,这片天地中有着安全而宁静。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转向另一种人生态度。
白居易遭贬江州,徜徉山水期,诗人在山林中找到了较好的人生位置,仕途的蹭蹬不快在游赏中获得了补偿,倾斜的心理天平又从佛道玄理中得到了支撑并趋于平衡。他在追求一种逍遥洒脱、无往而不自得的自由人格,以获取当下的适意和现世享受,其中似乎还隐隐透出他怀才不遇、被投闲置散的抑郁不平,笔下的诗歌饱含着他的人格、气质,映照着他的影子,他与山水同悲欢、共命运,在政治的夹缝中寻找人生的轻松与潇洒。文章探讨白居易被贬江州后诗风转变的原因,进而全面客观的了解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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