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前玉文化研究成果看中国史前史
（二）
二、 史前玉器在考古学文化及其关系中的地位
多年来，考古学文化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认识到组成考古文化的众多因素中，它们的活跃程度及其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次、有大有小的。史前玉器的研究、主要是对玉器属性的新认识，加深了对考古文化中诸因素这种不平衡属性和作用的认识。因为玉器作为一种表达思维观念的非实用器，其文化含量要大于包括陶器在内的与生产、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化要素。在某些考古文化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玉器还是诸因素中发达水平最高的一类。
由此，玉器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考古学文化及其关系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些深层次规律，也由于玉器的加人而不断被揭示出来。由此可以从玉器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从史前玉器交流所见史前文化交流趋势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还是从史前玉器的两个“原生区”说起。
从目前发现资料看，东北史前玉器形成较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查海一兴隆洼文化时期 已有玉耳块饰和玉匕形器的固定组合，其分布范围遍及东北，向南越过燕山，在华北平原北部太行山东麓与查海、兴隆洼遗址大约同时的河北省涞水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北福地遗址，有同
样的玉器组合发现<20>。当然，东北地区玉器的原生性特性，最集中的还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出现，这是东北史前玉器发展过程中的最高峰，但从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的分期结果可见，这一高峰期只见于红山文化晚期和晚期的最后一段。
东南区目前发现的史前玉器时间较东北区为晚。距今在7000年以内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现有块、璜、管珠等，虽都为石质，仍可视为早期玉器的一类。但东南区很快就形成不同于东北区的自身区域特征，马家滨文化与崧泽文化时期除玉块继续发展以外，玉璜与玉管珠类等颈饰品已趋定型，且出现了凌家滩遗址那样的高峰期。不过，东南区玉器发展的最高峰是良渚文化，时间跨越该文化的早期到晚期，发达的时间较东北区为长，分布密度远较东北区为大。
这里要提出的是，这两大史前玉器“原生区”在玉器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突变”。这指的是东北区的红山文化玉器和东南区的良渚文化玉器的出现，时间在距今5000年前后。红山文化玉器中，已不见或极少见查海一兴隆洼文化多见的玉块和玉块与匕形器的组合，却创造了大量新玉种，数量也大为增多，个体变大，特别是造型极为抽象且已相当成熟的龙、凤等玉类已出现。良渚文化玉器虽然源自当地的序列及自身的演变较东北区为清晰，但良渚文化时期玉料使用量的大量增加，使用以细密如毫发的纹饰为代表的制五工艺，琮、璧、钺为组合的新器类替代块、璜、管珠等耳、颈饰品占据了主导地位，仍都给人以突然的感觉。这一突变十分重要：它使玉器作为这两支考古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在社会文化总体发展水平上超越同时期相邻诸文化，也使这两支考古文
化的“个性化”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从而最终形成北、南两大区各自的区域特色，并从工艺、造型、纹饰等方面，为后世玉器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杨伯达先生视巫玉阶段为“玉文化的第一座高峰”，“不然，我们的祖先就不可能从野蛮走向文明”。而这一阶段的最终完成，也与这一突变有着直接关系<21>。
关于考古学文化及考古文化区域的“个性化”，通常是以陶器作为主要标准的，那是因为陶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或与之有关的礼器，其特征及变化较其他文化因素敏感。但随着史前玉器发现和研究的进展，特别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的玉器，它们在表达各自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区域特色方面，所表现出的活跃程度和敏感程度又远远超过陶器。
玉器在考古文化诸因素中的这种敏感性和活跃性，尤其在史前文化的相互交流过程中，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于史前时期各大区之间玉器的交流，学界早巳留意，多从传播角度分析。杨伯达先生则提出板块间碰撞、融合、挤压等交流的多样形式<22>。这里仅举史前玉器在交流中表现显著的实例。早期的传播，可举玉耳块饰为例。依目前发现，其最早出现于东北地区，且与另一种形制特殊的匕形器为固定组合，由辽西而东北，甚至扩展到广袤的东北亚地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滨海洲的Chertovy Vorota洞穴遗址(距今6500年左右)和滨海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分别有玉块和玉匕形器出土；在日本列岛，有北海道共荣B遗址出土的属于绳纹时代早期的玉耳块饰，尤其是日本海沿岸的福井县桑野遗址(距今6000—7000年前，属绳纹时代早期)也发现了玉块与玉匕形器共出的实例<23>。玉块向南，先遍及
东南(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北阴阳营遗址)和长江中上游(大溪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达中原和南方广大地区，且出土数量增多，阶段连续性强，延续时间长，甚至在中国西南、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也有玉块发现。一般以为，这是以东北地区玉器向南传播为起始点的<24>。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玉块向东北方向的传播，虽从辽西遍及东北亚广大地区，却都是以筒形陶罐和渔猎经济为共同区域特征的，可以视为同一大区内的传播。而玉耳块饰所达的东南、南方和更南的地区，则是与东北区完全不同的考古文化和经济类型，如是由北向南的传播趋势，那么，其传播力如此之强，不能不对“块”这种形制似简而含义颇深的耳饰玉类的社会功能、制作工艺，它于观念形态上所具有的跨区域跨文化的特性，从而在中国以至东方早期历史文化发展趋同性上的作用，予以格外重视。“块文化圈”是对史前时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准确概括<25>。邓聪先生更把这一“块文化圈”现象与汉字文化圈相比较，以提醒学界重视它在中国古代文化统一性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26>。
不过，史前玉器这种大范围的交流和传播，以距今5000年前后，也就是东北区与东南区因突变而产生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时期，表现最为强烈。这时，由于陶器已进入礼器化过程，在文化交流中也活跃起来，表现出玉器与陶器在交流和传播中有同步的一面。如在冀西北阳原县姜家梁遗址有红山文化的玉雕龙与小河沿文化陶器共出的墓葬<27>；更靠南的晋南陶寺遗址墓葬中，既有具红山文化特征的方圆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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