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民主和政治自由不仅具有自身的价值，而且它们致使严格审查公众的社会政策破产，从而对公共政策（包括卫生保健）产生直接的贡献。19印度提供给相关的富人高质量的医疗设备，包括那些到印度来接受治疗的人，但是印度的基础医疗设施却非常差，就像我们从印度媒体对此的强烈批评中得知的一样。但猛烈的批评也带来了改正的机会。事实上，关于印度卫生设施缺乏的持续不断的报道，引致了改善这种情况的努力，这成为印度实力的一个资源，在中印平均寿命差距的急剧缩小上得到了反映。这种力量同样反映在克拉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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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主参与和根本的社会承诺融合在一起取得的成就上。中国隐瞒SARS病情引起了可怕的后果，也体现了公共交流与卫生保健之间的关系。这种流行性非典在2002年十月份就发生了而一直被隐瞒到次年春天。 20
因而当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在经济增长和卫生保健方面的经验时，印度关于公共交流和民主的经验对中国也是有教育意义的。因此值得重申反抗和挑战权威的传统，正如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权威也遭到过特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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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批判，中国早期对佛教的指责正是如此。
傅奕是一个强有力的儒家继承人，7世纪他向唐王递交了下述对佛教的怨言。实际上，同近期攻击法 轮 功***极为相似：
佛教从中亚渗透到中国，形式怪异并且粗暴，同样的，当时可能危险较小。但自从汉代以来印度典籍被译成中文。他们公开反对君臣之礼和孝顺之道，导致了忠孝之道的衰弱。人们开始相互握手，但拒绝向大王和他们的长辈鞠躬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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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提议不仅要下令禁止佛教徒讲道，而且提出了对付成千上万的激进运动分子的新方法。“我请求陛下让他们还俗结婚。” 傅奕建议唐王，然后“把他们的孩子编到大王的军队里。”当然我们知道，唐王拒绝用这种方法来消除佛教徒的忤逆。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导者，而从中印度——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从中获益匪浅，尤其是近几年。但印度民主参与的成就，包括克拉拉在内，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中国提出了建议，那就是在某些方面中国必须向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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