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之际社会变革的原因

论商周之际社会变革的原因

王 领

〈湖北荆州 长江大学文学院 434023〉

[摘要]商朝神权政治内部结构的不稳定；商王权势的日渐独立和强盛，与贞人集团的矛盾加深。这些为神权政治的改良提供了可能，而礼法政治的施行正是神权政治改良的结果。武王伐纣的胜利直接摧毁了完全以神权进行统治的国家。武王伐纣的合理性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形势为礼法政治的施行提供了时空条件，更重要的是文武德政为礼法政治的施行进行政治理念更新的准备。

[关 键 词]商周 变革 原因 武王伐纣

周代初年的统治者对商朝灭亡的原因不断进行历史反思；吸取历史教训，进行文化和政治双重建设的过程很大程度决定了周代及其以后各朝代的文化特征和历史走向。于此，很多前辈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有前辈全方位辨析了这场政治变革的内容，进一步认为商周时期的社会变革主要体现在宗教的伦理化、政治的秩序化、生存的风雅化等方面。[1]也有前辈采用伦理学视角指出商周之际天命伦理观到宗教伦理观的转变。[2]更有前辈通过讨论孔子天命观的形成，全面分析商周时期主流文化的演变，揭示了历史文化的传承性。[3]总的来看，我们对商周时期的文化特征作过很多探讨，也认识到上古文化发展的内在连续性：这是一个从“神本”到“人本”的转移的时期，抑或是，统治者在神权政治观与敬德保民的政治哲学间作出执政理念选择的时代。但是，对于这场变革的原因却少有涉及或言之较散。我们对事物发展原因的辨析，是充分理解事物产生和存在的前提。笔者拟从殷商之际社会变革的内容出发，借助传世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集中分析它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

武王伐纣的胜利

传世文献中对上古朝代更替问题提及较早的是《周易正义·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以明人革也”。这是说，“人革”是王者受命于天,改朝换代,因而称之为“革命”。关于这次“革命”的成功，不得不归功于武王伐纣的胜利。1976年8月，在陕西临淦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的周代青铜器 “利簋”上明确记载了武王伐纣之牧野之战的时间、进军路线、概况等。[4]“甲子朝岁贞克昏

夙有商”，可以看出这场战争进行得非常迅速。据《史记·周本纪》:“(纣)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亦见《诗·大雅·大明》云:“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5]为什么在这种势均力敌的形势下，武王赢得战争的胜利如此迅速？现将其原因归纳如下：

第一，政治发展具有矢量性，政治选择决定发展方向；牧野之战，武王获得有利的战争形势，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商朝在武丁、祖庚两王之后，开始由盛转衰，多是“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的养尊处优之徒。帝辛，“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以致“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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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十分重视血缘和迷信神权的社会，这种行为触及的是群体共同的信仰。

于是后人给他个谥号“纣”，意思是“残义损善”。相反的是，周历代祖宗的文德之治为武王姬发夯实了国家根基。据考证武王伐纣前夕，“周人大约已居渭水流域,黄河中游之半,并加上晋南及江汉,而殷商占了黄河下游及东夷所在的淮上以迄海边。双方盛衰之分确已判然。[7]而在牧野的战场上所以说，一场大决战的胜利必然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如果这种自然趋势不存在，逆势而功成，也终是昙花一现。

第二，作为属国的周通过内务建设和寻访贤能使人力资源聚积，武王姬发又能够予以充分合理的利用。武王的拥有人力资源可分两个层次。最基础的是在历代先祖的美德感召下而团结一致的民众。后稷教导黎民播种百谷；公刘使“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古公亶父“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文王“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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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的这种“美政”为武王伐纣做好了覆盖面最广，功率最大的人力资源储

备。同时他积极地挖掘大量优秀拔尖人才。《诗经·大雅·大明》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马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描绘的就是师尚父帮助武王在牧野大战的事。而在商王这边却是人力资源的外流的情境。《史记·周本纪》云:“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社会变革的纵深发展

对于问题，我们不能囿于狭隘的历史视野，必须察其全貌，析其本质。可以说，这场革命不仅是武王伐纣的胜利，更是一次政治理念的更新和政治的大变革。《周易·革》大象传疏曰“汤武干戈，极其损益”，可见革命之力。欧阳修谈及商周革命时，认为这场革命“革故鼎新”。[9]那何为“故”，何为“新”？就目前大多数学者观点，它可概括为从神权政治到礼法政治的转变，不过要明确的是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执政理念的创新，并不意味着神权政治的瓦解和“君权神授”思想消失。[10]《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西周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如士冠礼、士昬礼、聘礼、觐礼、丧礼、燕礼、大射礼、祭礼等，数不胜数。这里的礼是一种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这意味着统治者的理念在更新，文明在进步;那商周革命除了武王伐纣的胜利这个直接原因之外，它宏大的背景和更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商代神权内部结构的非典型化给神权政治的改良埋下契机。商代神权基本上呈现着三足鼎立之势，以列祖列宗、先批先母为主的祖先神，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以帝为代表的天神。三者各自独立，互不统属。[13]在正常的利用神权进行政治统治的国家里，天帝或上帝总是作为宗教观的中心存在着。但早期文明的中国却不同，因为殷人尊崇的重点是祖先神。殷人绝大部分祖先都有受到隆重祭祀的卜辞记载。[14]由已收集甲骨卜辞综合来看，1100多条卜辞，祭祀成汤的有800多条，祭祀祖乙的有900多条，祭祀武丁的有600多条。《诗经·文王》谓“文王在上,放昭于夭”，“文王陆降,在帝左右”，周人的天比商人的帝更加高远，更加脱离人间，而祖先却离尘世更近一步。这就意味着人在人间会有更大的能动性。在《盘庚上》，“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如台”，“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说的就是这种神权局面中人神状态。同时，殷人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却也无疑为礼法政治带来丰富的营养。因为《周礼》可以说是西周以敬天事祖、慎终追远的神权思想为支柱而制定的一整套生活守则。

（二）商王王权的日渐独立和强盛，加之与神权政治的重要参与者贞人集团斗争的胜利，弱化了神权政治的统治基础。现存的甲骨卜辞中可以统计的贞人共有120位,其中属武丁时期的有73人,祖庚祖甲时期22人,凛康时期18人,武乙时

期1人,帝乙帝辛时期6人。随着历史的演进，贞人因某种原因似乎在逐渐退出舞台。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有这么一件有趣的事: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难道帝乙是一位顽童似的昏君？据考证，武乙对商王朝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这事件背后反映的是消弱贞人集团，强化王权的实质。[11]那么，贞人集团这个社会群体到哪去了呢？让我们先看下贞人集团的内部组成。李雪山教授曾对甲骨文中十二位贞人材料的全面分析指出他们有的来自某一国族，有自己的食地和采邑，要经常向商王纳贡，率兵勤王，入朝做官担任贞人，因此卜辞

[12]中的贞人实际上是封国首领执掌占卜祭祀之官。这说明“巫”是个泛化的概念，

不是一种一对一的职业。而且，除了专门从事占卜的民间巫人外，统治阶级中的贵族这种与天沟通的能力更为人们所信服。据考证 ，周公就具有巫祝的身份。贞人集团既是神权政治的中流砥柱，更是财富、世俗权力的最大所有者。自然，这种身份的脱落也不会太有“失业”的痛苦。所以从神权政治到礼法政治的转变在尽管在文化建设上是个大命题，但是这是社会上层群体选择的结果，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同时由巫官转为王权直辖下的史官,从而为后来诸多分门别类的文职官员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为随着宗教事务的繁杂,这部分贞人也可习惯性地从神事活动向文化活动转化过来,成为专门的搜集、记录、整理等方面的人员。无疑，这是一场潜移默化的文化建设运动。

（三）文武德政为礼法政治的施行进行政治理念更新的准备。德，《尧典》《尚书·汤誓》等传世文献虽记有“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但苦于他们的成书时期并不与所述时期一致，用来探究德的本意缺乏说服力。《说文·彳部》:“德,升也。”段玉裁注:“升当作登。”可能指登上祭坛时的那一庄严而神秘的外在和心理状态。这不同于孔子所说的德，因为后者的内容很广,包括仁、义、孝、弟、忠、恕、让、信、中庸等。但“德”的内涵总是朝着孔子提倡的德发展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周人提倡的“德”又与礼法政治相契合。“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大概在文武革命以前，“德”与“天”一样是一种级别很高的第三物;后来“德”的伦理内涵越来越丰富，经文武革命捣毁和重建后，德为礼法政治所吸收，成为一种行为评判标尺。德政的不断发展和被推崇为礼法政治的建构提供了足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