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中国赋税制度起源甚早。《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说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已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孟子·滕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以若干年收成的平均数作为征收标准的一种定额贡纳制度；助是借的意思，指借农奴或自由民的劳动力耕种公田的一种力役剥削制度。中国史学家陈登源考证“彻”的原始含义是：“通量土地之所入，而取之于民”，认为彻是按什一的比率征收的实物租赋。尽管历代经学家和现代史学家对此有种种解释，但对于“贡助、彻”是西周以前的租赋制度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西周时税法已比较完备。《周礼·大宰》记载：“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这九种赋税，既包括田赋、人头税，又包括商税、货税。春秋时代，由于井田制日益瓦解，旧的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无法维持下去，各诸侯国相继实行“履亩而税”的赋税制度，如齐国的“相地而襄征”，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都是按土地的多少、好坏而征收差额赋税。这对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壮大，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目的
封建王朝征收繁重的商税，其意图主要有二：一是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保护封建农业经济，二是搜括财富以裕财政。 终结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税法及其确立的赋税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经济基础或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奴隶主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历代封建王朝的税法规定，赋税按田亩、户等和丁口承担。但是，对于地主来说，他们并不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所缴纳的税，实际上是农民提供的地租的一部分，即所谓“税出于租”。因此，归根结底，赋税是农民剩余劳动的转化形式，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
一、租庸调法
1、 租庸调法：唐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保证租税收入，颁布了“租庸调法”，实 行“据丁征税”，即对人丁征收数额相等的税收，以此来保障租税收入。
2、租庸调：唐朝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北魏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租调制度，规定以一夫一妇作为交纳租调的单位，但对徭役的规定不详。北齐对租调和服役年龄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国唐代前期主要的赋役制度。经过隋末的大动荡，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采行前代曾实行过的均田制。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在这基础上实施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 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 。若因事增加派役 ，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这些规定，承袭了北魏以来对赋役制的改进，租调负担比前代略有减轻，并订有水旱灾减课办法；在服役与纳绢之间有一定的灵活性。 3、消失（评价）
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
唐朝租庸调的基础是均田制，自唐高宗、武则天起，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大量的自耕农破产逃亡、或者沦为地主佃户，均田制逐渐濒于崩溃，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成为农民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与土地占有情况已经不相适应，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玄宗时，鉴于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已失去存在的基础，不得不实行税制改革，直至德宗的两税法的实行，租庸调终被取代。
二、两税法：中国唐代后期用以代替租庸调制的赋税制度。开始实行于德宗建中元年
1、产生的原因：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 ，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非常混乱 。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 ，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到次年（建中元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
2、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的原则征租 、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由国家规定的土地兼并限额（畔限）。同时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
3、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4、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
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调徭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5、两税法把中唐极端紊乱的税制统一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实行中的弊病也不少：
①长期不调整户等，不能贯彻贫富分等负担的原则。
②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不久就产生钱重物轻的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增加了负担。
③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 ，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于是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由于没有更好的税制来代替，这种税制就成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的基本税制了。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政府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三、 一条鞭法
最早是明朝内阁大学士桂萼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首先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将各州县赋税徭 役的种种项目统一编派，总为一项征收；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把过去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地丁或丁粮派役；除国家 必需的漕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折成银两缴纳，改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把银两全交官府，由政府开支，用于购粮或雇役等 。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殓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翻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法”。又“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瑶、晨甲与两税合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这两段话的内涵要点有
一是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派役，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这样做，一方面使国家财政收入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另一方面使繁杂的赋役项目化繁为简，使地方官员里胥难于作弊。
二是农民可以出钱代徭役，过去徭役有银差和力差，现均为银差，征代役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冲当。
三是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纳，开始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度。
四是改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过去征粮民收民解，现改为官收官解，即凡赋役的催征、收纳。解运皆由官府承办。这有利于防止豪强官绅勾结作弊，避免了代收、代征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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