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等）的现代农业投资商。成都作为特大城市，应当组团参加国际农博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国际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国际粮农组织及欧盟各国农业投资产业集团、日本各县协等国际机构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并在北京设立专门联络外商的驻在机构，积极争取海外华商组织、国际农业农业合作投资和国家专项基金扶持。
现代农业投资，与农业生物技术工程和衍生的生态产业、动植物加工业、中成药加工业紧密相关。大农业投资将打破传统农业产业结构的种种局限。
现代农业的外商投资，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都市农业发展规划，以及规模化农业经营的投资与发展环境。
各级政府对农业的招商引资，应当有对工业、房地产招商引资同样的热情和重视度。
c、重视农村经合组织与各级农协的职能与作用
村民委员会及合作社，作为准政权或类政权的村民自治组织及联产经合组织，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而今几乎荡然无存，其凝聚力相对弱化。
沿海农村在上世界八十代末九十年代初就纷纷兴起村社自发性契约组织、基层经济合作组织，诸如草莓协会、芦笋协会、杨梅协会等，搞“一村一品”的出口农业。浙江温州永嘉县的芦笋早就出口日本。山东寿光、荷泽等地的苹果、土豆、辣椒、牡丹花等大量出口日、韩等东南亚地区甚至欧美国家。
成都郊区农村的村社自发性综合组织如西瓜协会、韭菜协会等也如雨后春笋般生发出来。但许多地方的这种协会流于形式，闹热一阵，不见动静。有的登记手续比较复杂。按理说民政部门是非赢利组织的主管批办部门，农村基层综合组织介于赢利组织与非赢利组织之间，所以有的县区又是科协在批管，科协又是官方性群团组织，农村基层综合组织除了推广科技、科学种田的功能外，还兼涉国际国内营销、基层融资信贷、农业股份合作、农民维权、打造农产品群体品牌、互助换工等诸方面的协作与协调职能。
国际上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功典范是日本农协。日本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农业协会协调着日本农业的跨国合作，是农业大户（专业户和农业资本家）的产品、品牌、营销、引进新技术，以及招聘跨国农工产业“研修生”等各项事务的协调者和代言人。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已历时30余年，其间已通过将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向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农村运动民间组织，制订发展规划并做好协调服务，为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物力支持与技术支持，把原来的政府承担的培训、信息、宣传工作交由民间组织负责，鼓励农民积极调节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村金融与市场流通效率等等，实现了政府主导型“下乡式”新农村运动向民间自主型农村现代化运动形态的转变。在各级农业经合组织的推动下，农民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成为韩国新农村建设的突出特征。政府和农民两个积极性的发挥，农业经合组织的桥梁与催生作用，为韩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山东出口农业很大程度上也借重了高级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凝聚与推拉力量。
四川仪陇县成立了县级农协——乡村发展协会，由县政协一位副主席发起并兼任负责人，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建立了上亿元的农业扶贫合作关系。
成都市似乎尚无区县市成立农协的先例。由政府协调组建的跨地域合作的准官司方性质的非政府组织（NGO），作为高级农业经济合作给织，对于推动农业招商引资、提供科技扶持、专项基金合作、农村金融信贷协调、国际援助项目支持和打开农产品国际国内营销通路等等，其作用不可低估。这种桥梁、纽带和推化作用，强化了服务职能，与政府形成契合而互为补充。成都各郊县区应当大力扶植村社农业经合组织成长，同时应将登记批准制改为备案制，最好在区县民政、区县科协双重备案，但不必农民亲自跑办，应当由乡镇安排专门干部为农民代办一切手续。与此同时，应逐步成立乡镇、区县两级农协，作为村社基层农协及行业品种协会的垂直指导机构，并为农村投融资、农业科技和农产品国内外营销架桥铺路。
d、如何走出村社集体经济的盲区
整个中西部地区农村在包产到户和乡镇村社企业纷纷破产后，集体经济荡然无存的现状十分普遍。西部中心城市之一的成都郊县区农村亦如此。邛崃羊安汤营村开始以土地股权量化，设立集体法人股来为村社集体经济重新审视和确权。没有集体经济，村社就少有凝聚力。推行任何改革政策，农民都担心没有集体经济作为风险保障。甚至没有了集体经济，连娶来嫁去的责任田承包地及相应权属利益，皆无法解决。
在东南沿海农村，村社集体经济比较壮大。华西村是最为典型的实例。在深圳布吉农村，村社农业公司、生态公司或其他综合产业发展公司的股份比，一般是30%集体法人股、40%农民个人股集群和30%其他股构成；年终分红，一般是农民股份总的分配40%，集体提留30%。
村社集体的股份获益，可以投资农业或工商业，使其升溢。
成都郊县区农村的村社集体经济重新获得的来源，可以在土地整理所新增集体建设用地中获取一部分，也可以趁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时，将公共土地如田埂、草坪、荒坡平整还耕的新增耕地量化为法人股权，还可以从农业招商引资的奖励中提留，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启动资本，并且可以考虑从村农协为农业大户、农业公司的农产品国际国内营销服务的回报中积累为集体经济，使其逐渐壮大。
由于集体经济缺位，双流金桥镇昆山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社区，村上要开支，靠村支书的面子，每次向不同的几家外来投资的农业公司老板化缘请求赞助，以维系村务开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积累和壮大村社集体经济势在必行。
e、农业补贴新思路
与其如此劳师动众地流于形式发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地补贴，不如：（1）大幅度提高粮食作物补助补贴尤其良种繁育补贴；（2）打捆为农田水利提灌补贴，免收农田基本水费；（3）综合补贴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沟渠提灌及水、电、气、排污管网等；（4）补贴直接连片转包土地开发农业的大户（而不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求示范带动作用和规模效益，让农民在种养殖大户企业打工增收。
而今成都县级、市级农业经合组织尚未产生。政府的半强制主导性和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化模式与思维定势，还左右着农村发展的话语权。其实，市区县政府热衷于对数千万元、上亿元资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100万元，所起作用甚微；如果把100万元用于村社农业公司启动农产品开发经营，将发挥巨大的效用。这些工作若由政府安排，通过农业经合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形态来推动广大农村和都市农业发展，其优势十分明显。
f、科技兴农
上世界六十年代始，日本政府实施对农业的大力扶持的首要模式是，政府出资补贴科研机构，所研发的农业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无偿转让给农民，大大提升了农业产业化水平，持续至今，使日本农产品附加值一直保持世界最高水平。
成都郊县区各自都在同四川农大、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研科研机构合作，寻求农业高新科技支撑。市政府似可单列农业科技专项资金，委托中科院及成都分院、省内外各大院校甚至国际农业科研机构为西部农业研发种植养殖新技术新品种，无偿转让给农民、农业大户和农业公司，以大力发展都市高效农业。
g、城乡互动
成都远郊（第三圈层）蒲江县的“青（羊）蒲（江）互动”、“成（都）眉（山）一体”发展战略，是城乡一体化的创举。这个举措把城乡之间、城际之间视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一个整体系统，实行城乡异地横向联合、资源科学化配置、统筹发展，形成城乡之间、城际之间的跨地域远程产业链。远郊农村利用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和产业要素包括城市工业高地、城市商圈、就业平台、物流条件、信息渠道和产品通路，解决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和农民工的出路问题；同时也集合比自身的中心城市更远的相邻农民的农产品资源，打捆带入自己已经建立合作关系的中心城市平台和通路，降低机会成本，衍生规模效益。
蒲江通过与中心城市主城区青羊区的生产经营要素一一对接，将农产品鲜货源源送入青羊鲛龙工业港深加工为生态食品或生物原材料，把杂柑、樱桃、蔬菜、茶叶等无公害绿色农产品送交青羊区家乐福等大卖场终端销售。年产值上亿元的蒲江聚丰畜禽食品加工企业，按成都家乐福的上海总部提出的标准收购原料进行标准化生产，由成都家乐福承销。2005年青（羊）、蒲（江）两区县意向签约合作项目金额1.2亿元，年底履约80%即近1亿元。
蒲江与青羊不仅产业互动，还在土地整理占补平衡指标置换、劳动就业用工等方面建立了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关系。
应该在全市推广这种城乡互动机制与模式。
h、为不同产业功能区调配不同的政策指标
在全市和各县区规划中，设计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大农业产业开发功能片区。针对不同产业版块，给予不同的用地政策指标，以倾斜政策实施全市和各县区内的不同用地性质的指标调配平衡。譬如在生态观光农业休闲产业片区的旅游设施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可加大，工业集中发展区的工业用地指标可加大，主城区或分中心城区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可加大，从而打破不同用地性质的平均指标比例，实行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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