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包围城市的“补天”工程，还从理论上、思想上对乡建运动做进一步探索和系统总结，先后出版《朝话》、《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乡村建设大意》、《自述》等论著。梁漱溟为国家、为社会、为农民工作不遗余力，充满了伟大的使命感，作为一个真挚的儒者，以践行圣人的事业为已任，肩荷儒家文化去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意欲抵御和摆脱西方文明压迫的危机。梁漱溟认识到，儒家文化原本就诞生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厚土，蕴含着中国农民的理想和心态，中华农业文明实则是农业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耕读文明，因此对儒家文化理想的追寻，必然落脚于这一文化的农村故乡，把中国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寄望于农村的振兴和农村民众文化的振兴。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乡村社会，中国得以闻名的事情是由于它有三万个乡村。”中国追求自强和复兴的道路一步步远离了中国文化的根，造成了破坏、无序、混乱，而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农民。因此，只有农民的富裕，农村的振兴，才是中国应走的现代化之路。他坚信，振兴中国的真力量要从乡村酝酿出来。在邹平长达七年的实践和试验，梁漱溟始终存怀完全倾情于农民、农村、农业的仁人之心，这是他义无反顾地致力于乡村建设事业的活力和源泉。
1939年10月，访问延安归来的梁漱溟与抗战流亡于川的晏阳初、黄炎培等乡建设运动主将会聚成都。
这时，晏阳初、陈志潜已把定县模式复制到成都郊县区，在新都、郫县、温江开展轰轰烈烈、蓬蓬勃勃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推进农村卫生保健、社区合作医疗和乡村文化建构。
在华东沿海，另一位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青年学者，后来蜚声国际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费孝通，出国留学前夕就深入江村考察，写下了著名的《江村经济》一书，此书后来成为欧洲各大高等院校经济人文学科的必读教材。后来他又写了《乡土中国》一书，从更博大广远的视角观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蔚成经典。
不久，出生于湖南农村、中等师范毕业、自称是梁漱溟的学生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以战争途径和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为农民平分了地权，不久又将农民土地集体化、合作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始作俑者晏阳初奔赴海外，在菲律宾、哥伦比亚等国继续践行乡村建设理念和理想。
直至八十年代，年逾九旬的晏阳初归国，与历经劫难尚留人世同样九十高龄的老友梁漱溟重聚，并同回阔别五十年“换了人间”的河北定县参观访问，老泪纵横地用高音喇叭呼喊：“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
也就同在八十年代，已身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高位的费孝通，多次深入江苏、浙江农村考察调研，提出了著名的“苏南浙北模式”和“浙南温州的模式”两大经济版块殊途同归的宏论，高度评价了苏南浙北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和浙南温州私（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各有千秋的优势，肯定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并且为江苏乡镇企业引回第一笔外商投资，对沿海农民创业致富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和巨大鼓舞。他在扰攘纠缠的“姓社姓资”的纷争中，义无反顾地关怀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悉心关切农民利益，感人至深！
直至党的十五大，姓社姓资的纷争才彻底平息，直至党的十六大以后，切实解决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以城市工业既有成就和经济优势，反哺、支持、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命题，才真正重点提上国家议事日程。胡鞍钢、温铁军、林毅夫、牛文元、刘斌夫、陈伯君、邱建生等一批专家多次向高层进言：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关注农民命运，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尊重农民权利、保障农民权益、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呼声日隆。
当今中国是城市的中国，更是乡村的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浪潮及圈地运动，在向农村展开强力合围。另一方面，保护耕地、保护生态环境、建设新农村的理论和实践，又始掀起新一轮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高潮。城乡发展的博弈中，当小商品工业生产日渐饱和的今天，城乡统筹发展必将成为重中之重。随着全球大趋势的城市群经济主体化，人口、投资其他要素向特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一些乡镇将逐渐消退归隐田园，将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据有关资料显示，建国十七年国家投入工业和城市建设资金约9000亿元，其中来自农民农业农村的税收和公粮统购的总和即近8000亿元，是农民支撑起新生的共和国，并为之做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而今，的确是应该凭藉高速发展的城市工业经济来回报“三农”的时候了。
作为农业大国而言，不懂得中国农村就不懂得中国，不懂得中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没有农村高度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未来。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模式，对于中心城市扩张建设、西部都市农业开发和乡村经济社会结合发展具有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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