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营业收入；（3）通过对“无形资产”帐户的审核，查实了该单位将283万元席位费擅自转入递延资产，多摊成本；（4）通过对“预收帐款”帐的审核， 查实了该单位未将推荐上市费100余万元作收入。最后，共补缴税款28 万元，对第一项罚款2千多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单位之间的业务往来日趋频繁，技术手段和设备也更加先进，这对税务稽查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现有的稽查技术装备，还有待提高。在本案中检查人员从“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的稽核，发现有关资产类与费用类指标异常，两类指标不仅金额较大，且相互之间有转换的迹象，如“无形资产”与“递延资金”之间变动相似，“财务负债表”、“损益表”的稽核，发现有关资产类与费用类指标异常，两类指标不仅金额较大，且相互之间有转换的迹象，如“无形资产”与“递延资金”之间变动相似，“财务费用”与“应收帐款”间变动存在一定的联系，“财务费用”本身在月度增减变化亦较频繁，由此初步证实该部有相当的收入沉淀。
由此看来，建立税务会计制度，实现计算机网络化，及时收集纳税人的各种资料和信息，让检查人员能迅速寻找并确认漏报税款的依据已是当务之急。
（3）地方保护主义。某市政府专门下达文件，规定在对个体、 私营经济实行低税负（每户每年150—1000 元）定额征税（属包税性质）的同时，又规定其可以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票税相分离等。这一规定，直接破坏了增值税链条的征收机制，一方面，使这些个体、私营业户可以大量开具增值税发票而不按票面税额完税，另一方面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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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当地取得发票的一方仍可以按发票上注明的税款扣税，由于票税相脱离，从而导致了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为一些不法分子在享受低税优惠和票税分离的条件下，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开绿灯。这一政府行为，从其表面上看，一时间当地经济发展速度上去了，产生了局部利益，但是国家利益却受到了严重损害，不仅直接导致国家税款流失7600多万元，造成当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和管理的失控，而且因为开具了大量的可用作抵扣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外流，使毗邻地区乃至全省的增值税征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扰乱了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
此外，地方政府从自身发展和利益出发，擅自减免税收，变通政策的行为屡见不鲜。有些中外合资企业利用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等优惠税收，通过“合作”，以低价把原材料卖给乡镇企业，再用高价买回来半成品，达到逃税的目的；而乡镇企业实行包税，使环环相扣的增值税金链出现断裂。去年上半年，国家再一次调低出口退税率，江苏某市高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人面对众多以撤资相威胁的外商，公然申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后会让政策不了了之。” （4）小金库。某金融机构下属招待所存在三个管理、核算部门， 营业收入也一划为三。（1）招待所， 散客及小部分本行人员的住宿收入归该部门；（2）培训中心，大部分的本行人员住宿收入、 培训收入归该部门；（3）餐厅，所有饮食业收入归该部门。并相应设置三本帐，分部门核算。招待所的核算资料、报表报送税务机关，依法纳税。后二者帐未并入报送税务机关的招待所帐内，也未单独向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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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报送及申请纳税。该招待所在94年6月期间，共偷漏税款近53万元， 根据征管法，该所（整体）存在偷漏税事实，但最终只罚了53×5％＝2.65万了事。税务部门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发现该所偷漏税行为，直到群众举报说该所存有“小金库”且工资较高，在96年8月才进行核查。但对招待所的财务资料的核查中未发现重大违纪事项，只是在客房利用率偏低、临时工较多等外围事件中发现有疑团，最终发现一个企业三块牌子的事实。本案中，该所在新税制实施后长达两年半时间内，将营业收入人为分解，营业收入擅自制凭证收取，多头设立银行帐号，使案情具有隐蔽性。随着征管改革的深入，专管员制度取消后，如何有效地积累档案资料，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正确评价企业的纳税情况，是一个十分现实而迫切的课题。 2、偷漏税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危害
西方现代财政学的理论先驱理查德?马斯格雷夫指出：“履行国家职能需要财政资源，财政资源提供的方式决定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税收不仅向政府提供了必要的融资手段，而且可以作为表露政府财政偏好的机制而发挥作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成本一样需要得到补偿，听以必须向公众征税以便为公共产品融资。
有些偷税漏税者振振有辞地声称他们不是不想按章纳税，而是因为现行的税收规则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和不公平现象，所以在思想上就产生了抵触情绪。
传统的税收理论(从斯密开始，经过穆勒、埃奇沃斯、庇古，一直到现代最优税收理论)仅仅在税收的背景下考虑平等的问题，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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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配毫不相关。事实上，自斯密以来的税收研究重点放在“支付的能力”方面。从穆勒开始，税收中的正义被看做是收入中的正义。 庇古所说的“宣告效应”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削减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并向低收入阶层转移，能够提高全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以后该结沦作为税收的额外净损失理论而得到进一步完善，最后在最优税收理论中取得了中心地位。如果在税收收人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将多种等级税率替换为单一税率，将会大大减少高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同时提高了收入少于高收入阶层人士(特别是中等收人阶层)之公民的纳税额。
市场经济中人们出于“经济人”理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倾向于尽可能减少自己的纳税额，从而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即一般意义上约净收入)，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通常有3种：一是通过专业注册会计师印律师的帮助，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合法避税(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避税手段)；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和社会宣泄对于税收不公或不合理现象的不满，引起社会大众的同情和支持，从而达到修改税收规则和税率的目的(这一点通常是难以做到的)；三是采取隐瞒、藏匿、谎报和伪造票据、甚至拉拢和贿赂税务人员的手段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较为常见)。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大家并没有真正把偷税漏税看做是一种等同于偷窃或贪污腐败的犯罪行为(如果你有一位朋友被人指认为小偷，你大概会从此不与他来往；但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一位朋友有偷税漏税行为，你可能会不以为然)，原因可能是在大多数人的认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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