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变化及其新红利空间的创造

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变化及其新红利空间的

创造

卫 玲

2013-3-27 16:49:53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制度转轨红利、人口红利和外资外贸红利等传统红利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外资外贸红利的消退缩小了经济增长的市场空间，要素价格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机制。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出现失衡。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的背景下，必须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来创造新的红利空间。

【关 键 词】经济增长 增长红利 制度创新 二元体制改革 创新型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关于中国奇迹有多种解释，其中红利说是其中之一。红利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制度转轨、人口、资源等诸多“红利”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时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加上市场扭曲行为的影响，过去支持中国长期增长的诸多红利开始消退。因此，在红利消退背景下如何创造新的红利空间，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经济增长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析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此，制度转轨红利、人口红利和外资外贸红利等传统红利要素成为推动中国宏观经济

保持大规模、高速而持久的增长，实现中国“增长奇迹”的主要动力。这些传统红利空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制度转轨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巨大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快速调整的历史性变迁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推动中国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是制度变迁，这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因素涉及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和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新的动力和新的要素；其次，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创新了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机制。再次，实行开放型经济战略，实现“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的结合，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发展“三来一补”贸易，使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得到了充分利用，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提高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有效地加强并改善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城镇化道路。特别还要注意到，中国的举国体制放大了大国经济的作用。实践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同样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1]。

中国的制度转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起步，严格的计划体制有所松动，市场调节开始萌生；第二阶段，以城市

为重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第三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取得重大进展，推动了社会经济主体的变化和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塑造，使得中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进一步深化、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建立新型分配制度，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改革重点转向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方面[2](P115～132)。

经济欠发达与改革的双重挑战交织在改革过程的所有阶段[3]。通过创造性地进行制度变迁和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转轨的具体情况有机结合，形成内生诱致性和自适应性的制度变迁轨迹，有效避免了强制性制度移植和输入，以及制度外部依附所引致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本土化”的制度创新所形成的中国模式促进了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2]。

(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在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解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以及经济史上新大陆超过旧大陆经济的增长表现时，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变量来推算人口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或有效的生产者和有效的消费者两者之间的比例，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这个在常规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经济增长源泉，被称作人口红利。他们认为，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等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土地资源数量少，稀缺的农业资源与过多的农村人口存在尖锐的矛盾，土地报酬日趋减少，产生了大量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1978年从农村开始的体制改革所增加的农业剩余中，不仅包括剩余农产品，更是包括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紧接着启动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也从中获得了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持续了整整30多年还没有完全停止，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强大动力[1]。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处于劳动力增长迅猛的阶段，拥有人口年轻、赡养率低的优势。即受抚养的幼儿和受赡养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小。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末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现在都是主要劳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龄在15～64岁之间)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57.99％上升至2000年的70.1％，再至2010年的74.5％(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1.5％)；相应地，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则呈逐步下降态势，由1978年的72.44％下降至2000年的42.6％以下，2010年则进一步降至34.2％。人口抚养比下降幅度大、速度快。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人口红利创造了有利条件[4][5]。

通过改革开放，伴随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逐步转型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现代部门，使过剩的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将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仅表现在劳动力充分的廉价供给，还表现在由于劳动者抚养(老人和儿童)率低而产生高储蓄[1][6]。